剑桥中国史-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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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免罪的人的祖先。还有一种所谓“合气”，即以一整套性交技术来实行
性滥交，据说可用这办法求得长生。②这种性交行为不仅行之于私生活中，也
行之于宗教仪式的公共场合中；放荡行为是在宗教仪式的掩饰下进行的。正
是这种“合气”，使得“男女杂沓，如野兽然”，③公元　４—５　世纪孙恩的徒
众还一直行之不衰。
孙恩是一位著名的叛乱者，他在公元约　４００　年把浙江地区置于火与剑的
动乱中，因而危及东晋王朝。他来自山东琅琊，当时这里也是五斗米道的一
个中心，据说他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员。④有许多大家族是从琅琊迁到浙江来
的，他们祖传的宗教便是天师教。①琅琊的这个教派也影响了另一个著名叛乱
——在　４　世纪之初结束了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中的最重要人物。②
可是，道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所引起的叛乱或许不如佛教仅在北魏时期（公
元　３８６—５３４　年）所引起的叛乱那么多。
在北魏王朝时期，太武帝（公元　４２４—４５２　年在位）的顾问寇谦之（公元
３６５—４４８　年）天师起来反对民间道教的放浪无节制。由于有《魏书》中的《释
老志》的宝贵材料，关于寇谦之其人其事我们是知道得不少的。③寇谦之生于


①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　378　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性交技术，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17—541　页。
③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34　页。
①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7—78　页。
②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6—77　页。
③ 《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第　3025—3055　页。这是正史中少见的宗教史篇章。《魏书》由魏收编
修，公元　554　年修完，其时北魏王朝已覆灭　20　年。它论及道教的部分已由詹姆斯？R。韦尔译出：《魏收和
〈魏书〉论道教》，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53∶3（1933），第　215—250　页。关于分析和注释，见吉
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8—89　页。关于福井康顺的日译文评点版，见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
　



不久之后即变为北魏京师的洛阳附近，少年时期先学道于西岳，后来又学道
于中岳，④遇到一位真人告知他将为王者师。公元　４１５　年，他在中岳顶上遇见
了老子成神后的影像（太上老君），影像授与他“天师”称号，责成他用新
的道教符箓来改造“天师道”。影像说，“道”已经堕落腐化；三张（天师）
及其后人对于信徒所要求的贡献，以及例如杂滥性交等其他弊端都应终止；
应该大力注意正确地使用静坐和每日的饮食，注意吐纳和体操锻炼以求得长
生。佛教的进德日新的修养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公元　４２３　年，寇谦之又在嵩山遇见了一个异象，这一次是一个叫李谱文
的人的异象，他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他指派寇谦之为他的继承人。
他要他敬拜诸天神圣，同时提到佛陀是天神之一，他的弟子们也是“天上的
人”。他又告诫寇谦之要支持统治北方的“太平真君”。这个人就是北魏王
朝的皇帝，他在　４４０　年真的改年号为“太平”，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黄巾军的
乌托邦思想。
寇谦之遇见了这些异象之后，就把他所接受的图箓上奏给了皇帝。公元
４４２　年，他在官方于洛阳为道教祭祀所准备的道场（天坛）上把法物献给了
皇帝，使他依法成为信徒。对君主施行这种正式的法事，使道教变成了国教。
公元　４４６　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北魏帝国遭禁止。①如上所述，尽力
搞排佛活动的人是一位有极端思想的汉人大臣，寇谦之也有此思想，但却有
很大的保留。天师并不反对佛教，因为他认为他大大得力于佛教之助。
决不是所有道士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直在吵
闹。当文人们在哲学方面把儒、释、道三教的因素象上面所讲的那样混合起
来的时候，释、道两教的拥护者之间就可能开始产生了误会。释、道两教教
会之间关系的破裂在唐代完成，那时佛教有一切理由嫉恨道教；因为道教那
时很受宠，它是与老子同姓李的皇室的宗教。在从前，即公元　４　世纪中叶，
一个叫单道开的人②从敦煌经过中国去广州，作为治病术士，和《高僧传》中
的人物佛图澄一起中途在邺停留了下来；可是我们得知，关于他的每一件事
都染上了道教色彩，因此其他材料把他列入道教天师中，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公元　４６７　年释、道分裂已是如此彻底，道教作者如顾
欢等人就把佛陀当作蛮夷之人，而郑重地宣称，道家和佛子不可能同戴一天。
③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道士，即关于佛教的“三破论”的作者，①用儒家
的排外偏见来反对佛教，并且使之达到了种族主义的高度；他说，如果老子
反复以独身禁欲教育印度人，那是为了用种族灭绝的办法去灭绝这个野蛮种
族。②为了把佛教弄得声名扫地，道士们企图证明，佛教不过是道教的替补宗
教而已。老子曾教西夷以道教，根据传说，他在中国的生涯结束后是走向西


究》，第　453—491　页。关于《释老志》中的佛教部分，见塚本善隆：《魏书释老志研究》和《魏收的〈释
老志〉》。
④ 此即距长安不远的西岳华山；洛阳附近的中岳嵩山。
① 见前文。
② 见　M　？索伊米：《单道开传》，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1（1957），第　415—422　页。
① 此论被认为是张融（公元　479—502　年）所作。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第　2102（8）号，第　50c；又见陈观胜：《南朝时期的反佛教宣传》，
第　173　页。
　



方去了的。这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论，它最初是在汉末襄楷的奏疏（公元　１６６
年）中提出来的。③这个理论可能最初不是意欲伤害佛教，勿宁是用合释－道
为一体的方法在糅合释－道的过程中使佛教取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
襄楷在他的奏疏中合并了两教的教义，一视同仁地称述释、道两教。这
种作法在宗教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当一种宗教想证明它反对另一宗教的正确
性时，它就诡称在另一宗教里面找到了它自己的教义。在欧洲的古代世界末
期，当基督教跟异教哲学争辩时，基督教徒便宣称：柏拉图和斯多噶派都是
摩西的弟子，而他们的思想都来自圣经；这就是查斯丁（公元　２　世纪）的理
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更进一步地用了“盗窃”二字，即认为希腊人剽窃了
《圣经》。相反地，当近代的耶稣会教士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时，在法国
有一种所谓形象论者（Ｆｉｇｕｒｉｓｔｓ）（即相信耶稣在圣体内仅是形象性存在的
人），他们在礼仪之争中主张，许多圣经传统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中国的史
料中找到出处。对形象论抱反感态度的伟大的宋君荣（Ｇａｕｂｉｌ）①在　１７３３　年
的一封信中提到形象论者时曾说：“三位一体和圣餐的神秘奥义无疑地是存
在于中国书中……”宋君荣接着说，形象论者


把中国古代的帝王变成了《旧约》中的圣徒，或变成了圣三位一体中的成员……他们把中
国这个国家变成了人间的乐园，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等等。

再不然，事情又是这样的：当西方科学被介绍给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又很自
傲，说所有西方的重要发现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欧洲并未发现新东西。
这就是老子化胡论最初被提出来时的精神。但是后来在大约公元　３００
年，当外夷人开始渗入中国北部而尚未推翻晋王朝的合法统治者时，我们看
到道教人士也和儒家一样开始表现出排外情绪，因而上述理论变成了他们手
中反对这种印度宗教的武器。在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公元　２９０—３０６　年在位）
时期，一位道教祭酒王浮曾几次同一位佛教和尚帛远讨论问题；帛远受过儒
家教育，而喜与文人“清谈”。②为了为他在讨论中的失败而进行报复，王浮
写了《老子化胡经》，严厉地攻击了佛教。
这本书是释、道二教数世纪中争论的原因。它经过许多次的修订、窜改
和无限制地添枝加叶，最后，它在　１３　世纪时被蒙古大汗指责而付之一炬，至
今仅存原书中的几句引语和后来版本的几个片断。佛教对于此书的一本驳斥
之作发表于　４　世纪，名《正诬论》。这里没有把老子写成佛陀本人（象襄楷
那样），而是写成佛陀的弟子；佛陀被说成曾在印度教导老子。这位“弟子”
有时即被认为是摩诃迦叶（Ｍａｈａ－ｋā■ｙａｐａ）。佛教辩护士有时甚至认为佛教
从远古时期起即已为中国所知，甚至这是在孔子以前；他们有时认为孔子是
佛陀的弟子，或者认为是佛陀的具体形象的化身。
当寇谦之在北方活跃的时候，中国南方又出现了道教的三位伟大的改革
者。第一位是葛洪（约公元　２８３—３４３　年），而以其抱朴子（此词出自老子）


③ 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88—302　页；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研究》，
第　256—324　页。关于襄楷，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　1075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
以及上面的《佛教的传入》。
① 宋君荣：《北京来信，1722—1759　年》（日内瓦，1970），第　364　页。
② 见前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之号更为著名。这是他完成于公元　３１７　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这一时期的
道教信仰和组织成教义体系的科学的百科全书。①葛洪是建康地区的人，几经
游历之后死于后来的广州附近。他精于炼丹术，主要是一种提炼黄金和丹砂
的技术，人们企图从这种方法中得到长生不老的药物。除了外丹之外，还有
所谓“内丹”，它就是用生理方法（每日的饮食、吐纳等办法）以及精神方
法（冥思、观照等）在人体内建造长生不老的躯体。葛洪似乎还不知道佛教。
他反对“齐生死”的庄子，也反对流行的“清谈”的空疏。
在下一个世纪中，陆修静（公元　４０６—４７７　年）改编道教经典；此人是今
浙江人，卜居建康和不久以前因佛教慧远大法师而出了名的庐山。②陆修静汇
集了深受佛教影响的道教仪式，同时他还把他在遍历中国南部时所得到的众
多道教典籍进行了分类。公元　４７１　年他创制了一个目录，分为三“洞”，正
象佛教著作分为三“藏”（ｐｉａｔｋａ）和佛教教义分为三“乘”（ｙāｎａ）那样。
这是道藏的第一次汇集；现时只有明版道藏仍存留于世。
大约与陆修静同时，佛门僧祐（公元　４３５—５１８　年）也编辑了《出三藏记
集》，这是道安目录的继续。③这是一部校勘性书目名著；中国人凭借其天生
的语言学禀赋对这门学问是一贯精通的。历史编纂学也是中国人所擅长的，
这时也由于慧皎（公元　４９７—５５４　年）编写的《高僧传》等著作而正在使人感
到它的影响；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