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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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通报》，48（1976），第 1—42 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
第 2 章。
① 这是桓帝朝（公元 146—168 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6 页；卷七九上，第 2547 页。
② 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 — 3（1978），第 1—46 页；王仲殊：《汉
代文明》第 1 章；本书第 2 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③ 《后汉书》卷九，第 370 页；卷七二，第 2325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1 页以下。
后汉的边境是传统的边境（见地图 １２ 和 １６）。在北方，帝国由长城守
卫着。在西方，它逐渐隐没在荒凉的西藏和缅甸边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线
抵达今之越南。在朝鲜，它拥有往南大致远达今汉城地区的与中国相对的低
地。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领土上，中国
的权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福建完全处于边境之外。一条山
脉的屏障把它与中国的内地隔开，公元 ２ 世纪末起通过一次中国农民逐步的
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
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①
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
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②光武
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 ３６ 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
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
线。从公元 ３８ 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
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
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③
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
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
迁移，这可以从公元 ３３、３４、３９ 和 ４４ 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
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④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
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 １８ 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
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 ４６ 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
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
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
元 ４６ 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 ４６—８３ 年在位）
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⑤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
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
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
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
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
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
切都发生在公元 ４６ 年。公元 ４７ 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
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 ４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
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
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①
①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
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 98—112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02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 60 页；卷二二，第 779 页：卷八九，第 2910 页。
④ 《后汉书》卷一下，第 55、57、64、73 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 76 页；卷十九，第 715 页；卷八九，第 2942—2943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 3 卷，第 119 页。
公元 ５０ 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
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
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
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
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
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
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
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
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
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
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 ５１ 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
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
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
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
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①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
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 ５１ 年中
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
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
几个郡。②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
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
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
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光武帝还指望在战争时期南匈
奴会援助中国军队。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推理。汉帝是在放任主义政策的
基础上作出决定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中国政府和南匈奴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固定下来而趋于正规。有相当多
幕僚和一定数量军队的被称为匈奴中郎将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驻于美稷的南
单于朝廷。南单于的一个儿子在帝国朝廷留作人质。每年年末，匈奴使节和
一名中国官员护送一名新人质前往京师，而旧人质则送回他的父亲。两个代
表团在途中相会，这无疑是为了确保双方尊重协议。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
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
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这些礼品都有精确的
数量标准，内有丝、缎、黄金和食品。当一名南单于死去，驻匈奴朝廷的中
国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献祭，汉帝则向继承者和显贵们赠送规定数量的礼
品。①
南匈奴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进行龙祭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 78 页；卷八九，第 2943—2944 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人质的情况，见
本书第 6 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
桥，1967）第 1 卷，第 61—64 页；和本书第 7 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② 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 695 页以下；卷八九，第 2945—2946 页；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3 页以下。
时，各部首领与单于会面处理国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
权威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个南单于从未来中国朝廷，只有他的两名后继者分
别在公元 １０７ 年和 ２１６ 年作过正式访问。②
南匈奴多次独立地与北匈奴作战，在初期还参加了帝国的征战。中国政
府最后放弃了消极态度，在公元 ７３ 年会同南匈奴对北方的联合体发动一次进
攻。以后的几年继续施加压力。公元 ８９ 年的一次巨大的联合攻势使战事达到
了高潮，当时在车骑将军窦宪的率领下部队越过戈壁击溃了北匈奴。③这次胜
利后又有几次战事，但北匈奴之败没有改变局势。虽然他们的联合体解体，
但原来臣服于他们的两个民族——鲜卑族和乌桓族——在中亚取代了他们，
成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也赶不走了。对北
匈奴的胜利已晚了 ４０ 年。
从公元 ９３ 年起，南匈奴内部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
张。在以后的 １００ 年中，在一种越来越捉摸不定和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时而
公开冲突，时而进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 ２ 世纪末，南单于在山西南部居住，
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国的中央部分。他们的后代于公元 ３０８ 年就在这里起来
反对西晋。西晋之亡，中国北部的丧失和持续到公元 ５８９ 年的分裂时期，是
光武帝的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
受到指责，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负。
对北匈奴的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后，沿丝绸
之路的各绿洲国家已经在各行其是。①虽然光武帝可以利用亲华的情绪（特别
在莎车），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设法与莎车王为敌，以致莎车王与中
国决裂。公元 ４５ 年，西域 １６ 国的一个代表团未能说服汉帝重建中国的保护
关系。②光武帝对楼兰（后称鄯善）王最后一个请求的答复是，西域各国应随
其所好行事。从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分别由莎车和北匈奴统治。
公元 ７３ 年当北匈奴遭到攻击时，一支中国的戍军驻守在位于通往吐鲁番
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
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
元 ７５ 年杀死了都护。公元 ７７ 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③但是公元 ８９
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
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
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 ７３ 年他得到了他应
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
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