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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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对汉朝的利益。例如，公元　１０９　年，匈奴宫廷中的一个来自边境的中
国顾问韩琮，随同单于到汉朝首都朝觐。在回到边境时，韩琮对单于说，现
在攻打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洛阳停留时他发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水
灾，许多人死于饥饿。单于接受他的劝告便起来造反。②
如同这个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后汉朝廷采取将匈奴安置于帝国境
内的政策以后，在北部边境一种复杂的和经常是危险的种族关系发展起来
了。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快到了世纪末沿着西晋全部边境的野蛮人的骚
乱达到令人吃惊的比例时，才为中国政府所充分理解。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
当南匈奴的后裔于　３０４　年在汉化的能干的刘渊领导下起兵时，大量边境的中
国人投向他们。③西晋于　３１７　年崩溃后，南匈奴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个异族王朝。

分而治之的政策

从一开始，后汉朝廷就决定阻止北匈奴和南匈奴的重新联合。为了贯彻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汉朝政府一贯地和慎重地按照不同的办法来对待两个
匈奴集团。如上所述，对南匈奴采用严格的贡纳制度模式，北匈奴则完全置
身于该制度之外。汉代中国只承认南匈奴是呼韩邪的合法继承者。整个后汉
时期，北匈奴被当作事实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对待，而不是看成一种法律
上的政治实体。
至于北匈奴，他们在单于蒲奴领导下相对来说对中国是无礼的和固执
的。和他们的南部兄弟不同，北匈奴不准备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甚至在他
们经历最大困难的年代仍然如此。数年饥荒和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力重大损
失，迫使蒲奴早在公元　４６　年便觅求与汉朝和好。后来，在南匈奴归附中国成
为属国以后，蒲奴作出不少于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企图重建与中华帝国的和
平关系（５１　年、５２　年和　５５　年）。在所有这些时机，他要求以和亲的条件进
行和解。公元　５２　年，这个要求被提到官员们面前，征求他们的意见，《汉书》
的编纂者之一班彪就对外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份很长的奏疏。①
公元　５２　年的和平活动特别足以说明北匈奴的态度。在这一次，蒲奴派遣
使者前来汉朝宫廷，带着马匹和毛皮作为贡礼，要求两个皇室之间结亲。同
时单于还表示了他想要得到新的中国乐器和允许他带着西域诸国的代表前来
中国的愿望。
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一般地是在贸易和战争之间交替出
现。有证据表明，比起缔结持久的和平以解决所有政治争端来，北匈奴对建
立与汉朝的贸易关系可能更感兴趣。贸易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官方贸易，
采用以帝国的礼物和贡品交换的形式；一类是私人贸易，在边境两个民族之


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载《史渊》，27：1（1966），第　1—10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57　页。
③ 关于刘渊，见《晋书》卷一○一，第　2649　页；《资治通鉴》（卷八五，第　2702　页）以现已散失的资料
为据，声称中国人（晋）和匈奴人（胡）都集合在刘渊一边。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2、2945—46、2948　页。
　



间进行。例如，公元　５２　年北匈奴的贡品和帝国进行交换的礼物，其价值大致
相等。据报道，在　５５　年和　１０４　年也有同样的交换。①
边境上的大规模私人贸易对于北匈奴的经济来说甚至是更为基本的。在
后汉王朝起初的数十年内，北匈奴多次带牛马长途跋涉到边界市场和边境的
中国人贸易。公元　６３　年，他们沿边界发动几次袭击，迫使汉朝对他们开放边
境市场。公元　８４　年，汉朝武威太守报告：匈奴希望重开贸易。这次单于派遣
几个王公贵族带着一支万余头牛马的商队，前来与中国商人贸易。在中国旅
行期间，匈奴的王公贵族受到很好的招待，汉朝政府大方地用礼物酬劳他们。
②显然，双方都把贸易看成是在他们关系进程中头等重要的事情。
在后汉时期，和北匈奴之间的战争周期性地爆发，但是这些战争与前汉
时期的战争相比，总的来看次数较少，规模也小得多。在公元　７３　年和　８９　年
分别爆发的两次较大的冲突，都以北匈奴的挫折告终。③但是北匈奴在外蒙古
和中亚的衰落大概不能完全归因于汉朝的军事优势。其他两个互相联系的发
展也必须加以考虑。一个是北匈奴联盟的人力由于大规模逃亡而遭到巨大损
失。
从公元　１　世纪的　８０　年代开始，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染病和饥荒导致北匈
奴联盟的组成民族中许多人逃出他们的领土。有些人归附于汉朝当局，其他
人则寻求南匈奴、乌桓、鲜卑或丁零的庇护。例如，公元　８３　年，几个北匈奴
首领来到边境上的五原投降，带来　３８０００　人、２００００　匹马，和　１０００００　头以上
的牛羊。《后汉书》记载，到　８５　年，大约　７０　个集团在年长的首领率领下从
北匈奴逃往汉朝，更多的甚至和南匈奴联合。在　４０　年内南匈奴的人口总数明
显增加，从公元　５０　年大约　５００００，到　９０　年增加为　２３０７３０。有证据表明，这
一增长并不单单是自然的增殖，而是长年累月将大量北匈奴人民吸收入南方
集团的结果。①
北匈奴的非中国邻居们也利用他们的内部困难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被
削弱了的和数量减少了的北匈奴，南边遭到南匈奴、北边则受到丁零的攻击；
鲜卑攻打他们的左侧，来自西域的侵略者侵犯他们的右侧。受各方的袭扰，
北方的单于难以维持他的地位，便逃往西方。②特别是北匈奴遭受来自新兴的
鲜卑联盟的威胁，后者在公元　８７　年给予北匈奴巨大的打击，杀死北方的单
于，剥他尸体的皮。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使部分北匈奴南逃；包括　２０　万人的
５８　个部落——其中　８，０００　人能作战——来到边境的云中、五原、朔方（在
鄂尔多斯）和北地（宁夏）四郡向汉朝投降。公元　９１　年，北匈奴的残余向西
远徙至伊犂河流域，他们对外蒙古和中亚的统治结束了。③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8、2957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9—2950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9、2952　页。
①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　37　页；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第　3　—　5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50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51　页。关于北匈奴的西迁，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
史研究》，1977。3，第　126—141　页；萧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78。7，
第　83—87　页。
　



西域
汉代中国向西域扩展是它和匈奴军事对抗的一个直接结果。公元前　１７７
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甘肃）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
兰（公元前　７７　年易名鄯善，罗布泊之西；车尔成）到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
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

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
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在公元前　１３８　年，汉朝决定
切断这条“右臂”，便派遣张骞和一个百余人的使团向西运行，其中包括一
个投降的并愿作他向导的匈奴人。①
作为首次西行的中国使节，张骞使团的直接目的是寻求与大月氏的军事
联盟，后者在冒顿统治的初期被匈奴打败而丢了脸。然而，张骞和他的同行
者在被匈奴俘获并被他们拘留达　１０　年以后才终于到达大月氏的领土。张骞和
同行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月氏已经安居乐业，以致不再想进行对匈
奴的报复战争。整个使团中只剩下两人在前　１２６　年左右回到长安。②然而，张
骞的失败归来却成为汉代中国随后向西扩展的成就的开始。汉朝后来决定对
那个地区某些小国首次提出外交建议，这主要应归功于张骞带回的关于西域
情况的报道。

进入西域：张骞的倡议

前　１２１　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后来，朝廷命令他和他带领的　４００００
部民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军事基地移到北部边境。③由于匈奴空出了河西地
区，汉朝第一次得以直接和西域接触。因此，张骞抓住机会向皇帝上奏，建
议和西方诸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他说：④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
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朝廷批准这个建议，张骞再度前往西域，同行有　３００　人（可能在前　１１５
年或稍早）。由于使团知道西域人民普遍渴望得到汉朝的财物，它便带了上
万头牛羊和大量黄金、丝织品，作为皇帝赠给西方诸国首领们的礼物。由于
遭到乌孙贵族的坚决反对，张骞未能说服乌孙人民东移。但他的使团在和诸
如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和于阗这些国家开始建立联系方面是成功的。这


④ 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史记》和《汉书》的几卷中有叙述，但有人提出哪种材料更可取的问题。关于
《史记》的记事是在《汉书》基础上编成的第二手记录之说，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关于大宛传
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　—　3（1975），第　83—147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0　页以
下。
① 《史记》卷一二三，第　3168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271　页以下）；《汉书》卷六一，
第　2691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19　页以下）。
② 关于张骞西行的日期是含糊不清的，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09　页注　774。
③ 《汉书》卷六，第　1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62　页）；《汉书》卷六一，第　2691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13　页）；《汉书》卷九六上，第　387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　75　页）。
　



些国家中有许多对新的联系是感到如此的兴趣，因而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向汉
朝表示殷勤。这样便开始了汉朝向西域的扩展。①
从张骞第二次出使与公元前　６０　年建立西域都护②之间的半个世纪，汉与
匈奴为了控制西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西域长期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这
不言而喻使汉朝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从匈奴手中夺取该地区，汉朝觉得必
须采用多种策略。
选择乌孙作为外交部署的第一个目标是经过很好考虑的。乌孙有　５３　万
人，能作战的有　１８．８　万人，是西域的匈奴同盟者中间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盛
的国家。③乌孙最初被汉朝的黄金和丝绸所迷惑，但是汉朝领导立刻发觉单有
财物不足以赢得乌孙的归顺。在公元前　１１０　年到　１０５　年之间，朝廷决定送一
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年迈的首领昆莫。①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