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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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和，后方稳定，地盘扩大后，孙权便积极西进，征讨江夏太守黄祖。其所以选定黄祖作为首攻目标，一是为了报父仇，因为献帝初平三年（192）孙坚“征荆州，击刘表”时，“为祖军士所射杀”。二是黄祖部将甘宁投奔孙权后，建言夺取荆州以“渐规（窥）巴蜀”，而夺取荆州当“先取黄祖”，并且宜于抢在曹操南下前起兵。这个意见与鲁肃不谋而合，孙权从战略发展出发，决计打败黄祖。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西征黄祖”，因母亲病故，只是“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208）再次亲自率军西征，吕蒙、凌统、董袭等将领锐不可当，攻克江夏（今湖北武汉），“遂屠其城”。黄祖突围而逃，被骑士冯刚“追枭其首”，孙吴军队“虏其男女数万口”。这一次又屠城，与八年前在皖城同出一辙，表明孙权在本性上与曹操一样残忍，把私敌、政敌与无辜民众混在一块，不惜滥施杀戮。但撇开这一劣迹，仅从他的战略眼光、决策能力、军事才干看，的确与刘表儿子有云泥之别。占领江夏后，孙权尚未来得及继续西进，曹操就率军南下夺取荆州，并且窥视江东了，孙权又面临更大的考验。
赤壁之战前后的孙权，才26岁，却表现得相当出色。当年五十三岁的曹操气焰正炽，全然没有把子侄辈的孙权放在眼里，以为恐吓一下便会望风归服。他给这个毛头小子写了一封信，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人多劝“迎之”。独鲁肃不言，待“权起更衣”，“追于宇下”，劝其“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孙权当即表示：“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他接受鲁肃建议，从鄱阳召还周瑜，一起确定了抗击曹操的方略。孙权当众表明了“与老贼势不两立”的态度，并且拔刀砍座前奏案说道：“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有拒有纳的主见，不屈不挠的气概，决战决胜的意志，在三国众多风云人物中，称得上罕有匹敌。适逢时年47岁的刘备，派诸葛亮来洽谈联合抗曹事宜，孙权慨然拍板结成军事联盟。于是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尽管他没有亲临西线战场抗曹，但决策拍板，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如果他像刘琮一样地“束手”迎曹，无论是鲁肃、周瑜，还是刘备、诸葛亮，全都拿他没办法，“鼎足之形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孙、刘联军能够在赤壁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了，甚至于三国历史也将无从出现了。非唯此也，而且他还“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今均属安徽）”，在东线发动军事策应。五年后曹操与他在濡须口正面对垒，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喟叹，分明已经另眼相看，把他视作了比刘备更强的一个纷争敌手。
古往今来，任何政治、军事结盟都是暂时从权的谋略选择，不可能牢不可破，存续期间也注定时起波折，乃至发生冲突、破裂。
孙、刘联盟自不例外，又有联合，又有斗争。赤壁之战后，刘备上表请准孙权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也承认了刘备领荆州牧的地位，并“进妹固好”，双方的联盟进入“蜜月期”。但夺取荆州、“渐规（窥）巴蜀”已是孙吴既定方针，孙权将南郡借给刘备，只是为了构成犄角之势，共同抗御曹操。他曾遣使去试探刘备，提出要共取巴蜀，却被刘备以“宗室被攻，而不能自救，无面目以立于天下”为借口拒绝了，于是明白了文的一手达不到目的。改用武的一手，派兵向西推进，刘备又部署关羽、张飞等率军阻拦，仍然难以企及巴蜀。其后刘备自己“西图璋”，留关羽镇守荆州，孙权气不忿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代刘璋，占据益州后，他派诸葛瑾出使讨还荆州诸郡，刘备不答应，竟说：“吾方图凉州（今甘肃、宁夏一带，汉末治所在今甘肃清水县北），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对刘备借地不还，充当“老赖”，孙权怒斥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拖延时间）”。于是委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意欲强行接管，又被关羽赶了回来。一而再，再而三受骗受辱，孙权不得不兵戎相见，派吕蒙、鲁肃率众分头进军，自驻陆口（今湖北蒲圻）节度诸军，很快攻占了三郡。刘备慌忙从成都引兵东下公安（今属湖北），又令关羽进至益阳（今属湖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迫近决战。恰值曹操领兵入汉中，刘备害怕益州有失，违心地遣使求和。孙权也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令诸葛瑾回报，双方才“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百代以下平心而论，孙刘相比较，孙权更有战略家气度，更顾联合抗曹大局，而刘备则器宇太狭小，不讲诚信。后来孙、刘联盟一度破裂，终至引发了夷陵之战，主要责任当在刘备和他的拜把兄弟关羽。
对曹操一方，孙权一直审时度势，实行又抗争、又隐忍的两手策略。继建安十八年（213）濡须口之战以后，十九年（214）他曾两度亲冒矢石，率军北进。第一次亲征皖城，以吕蒙、甘宁为将督众攻城，一举攻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取得小胜。第二次亲征合肥，未能攻下，撤军路上与部将凌统、甘宁反被“魏将张辽所袭”，差点当了俘虏。幸亏凌统、甘宁等“以死捍权”，近侍谷利又紧随马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越过津桥，他才免去厄运。二十一年（216）冬曹操复攻濡须，次年春孙权即派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借以换得喘息机会。
二十四年（219）十月，还遣使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其称帝，曹操哂之为“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同年十二月袭取荆州，俘获关羽、关平父子，又向曹操献关羽人头，同时进献贡奉。曹操遂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这样卑躬称臣，目的就是进一步换取曹操欢心，以便减少北方压力，让他能够放开手足去“尽取荆州”，并且得到曹操承认。这决不是真心臣服，而是一种能屈能伸的权谋，终于让他在建安八年（203）首次西征黄祖的十六年后，有效地占领了朝思暮想的整个荆州，成倍地扩张了孙策开辟的割据领土。以小屈换大伸，表明在“与天下争衡”方面，他比乃兄更有能耐。
不仅对父执辈的曹操如此，而且对同一辈的曹丕，孙权也能忍辱谋国。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次年刘备也称帝，孙权却不肯跟风称帝。相反地，他告诫部属：“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并提出“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的问题，要求部属务必以国之“危辱”为大，己之“遗名”为小，切实做到“且深警戒，务崇其大”。身教重于言教，他在以身垂范。所以曹丕一称帝，他就遣使“称藩”，将原先被关羽俘获、后来转到东吴的曹魏宿将于禁一并遣还。曹丕封他为吴王，东吴君臣以为“不应受魏封”，他宽解道：“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尔，复何损邪？”遣使称谢，曹丕又趁机索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奇珍异物，东吴群臣认为“非礼也，宜勿与”，他也照给不误。他把“彼所求者”比作“瓦石”，把“江表元元”比作“爱子”，问大家“方有事于西北”之际，难道不应该借用“瓦石”，代替人“欲击”之的“爱子之头”吗？看得出，对于大是与小非，大得与小失，孙权把握得相当准确，原则性和灵活性哪一样都不缺少。这样果如所愿，迷惑了曹魏政权，避免了两面受敌，使他得以全力对付蜀汉入侵，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获全胜提供了政治保证。
然而，孙权的卑躬称臣，也有他的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那就是决不能让曹魏政权卡住脖子，弄得全然没有动弹余地。他“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集中表现在“任子”事件上。所谓“任子”，就是人质，让王子作人质。孙权打败刘备后不久，“魏乃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一旦王太子孙登作了人质，曹魏政权就随时可以拿他性命进行要挟，孙吴从此将无宁日，因而孙权“辞让不受”。曹丕恼羞成怒，遂于魏黄初三年（222）九月三路出兵，直逼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濡须和南郡，孙权赶紧调兵遣将分头抵御。但那时东吴境内“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他又不得不“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其“卑辞”甚至写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治在今广东番禺），以终余年”。曹丕却毫无缓解余地，回书威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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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孙权被逼到死角，只好撕破脸改元黄武，“临江拒守”。
双方军队水、陆交战，互有胜败，打到十一月仍未决胜负。孙权当机立断，于十二月派遣太中夫郑泉前往永安城，向刘备求和。次年四月刘备死，又“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吊备丧”，重新恢复了中断五年的孙、刘联盟。此前一个月，吴将朱桓击败了魏将曹仁，“魏军皆退”。如此反复地斗智斗力，孙权终于由被动转为主动，安然立于不败之地。“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224）乃绝”。陈寿评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可以说当之无愧。
在灵活运用军事、外交手段，逐步开疆拓宇的同时，孙权与曹操相似，相当重视发展生产，以足食强兵。自建安七年、八年（202、203）以降，他便推行屯田制度，设置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系列职官进行管理。东吴屯田也分军屯、民屯两种，屯田兵耕战结合，屯田民专事耕种，免除徭役。屯田区域分布于大江南北，各个屯田基地规模大小不等，例如皖城的屯田兵有数千家，而毗陵（今江苏武进）的屯田民则达数万口。江东田多土少，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优于北方。黄武五年（226）陆逊的驻防地域谷少，上表请孙权诏令诸将增广农亩，拓广屯田。孙权答复说：“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父子“亲自受田”耕种，并将驾车的牛改用作耕牛，非唯当世独一份，抑且古今罕见。同时还下令“宽息”，以减轻由于“军兴日久，民离农畔”造成的困难，有利于屯民乐业。类似的减赋、免赋令，黄龙三年（231）、赤乌三年（240）又下达过，的确不是偶一作秀。还注意兴修水利，例如黄龙二年（230）筑东兴堤，遏巢湖水，赤乌十三年（250）开凿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又开凿几条运河，既沟通了内河航运，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