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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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结识的深圳人中，十之八九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
一九八六年我到深圳之前，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仅次于“出国热”的“闯深圳热”。那时，对于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深圳还是一个令他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尽管它已经变得相当热闹，但那一种热闹，似乎是另外一批人营造的。
哪些人呢？——雄心勃勃的个体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时代淘金者，在社会竞争中被挤没了位置的落魄者，生活遭际中的受挫者、失意者……
“在深圳开饭馆，比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开饭馆的税收都低！只有白痴在那儿开饭馆才会赔。”
“在深圳，连农村女孩儿找到一份工作，每月也至少能挣五六百元，何况我们，膀大力不亏的！”
“是我妻子的女人我不爱她，我爱的女人又和我结不成婚，感情疲软了，只图远远地离开我生活的那座城市。”
“孩子没考上大学，沮丧得要命。一时心血来潮，非要到深圳去撞撞运气。去就去吧，也许有什么好运气正在那儿向他招手哪。”
有许多人曾与我商议，希望倾听我的坦率的看法，希望我支持他们的决定和选择。驱使他们作出决定的动机往往那么简单，简单得常常令我为难，不知究竟是该支持他们还是该劝阻他们。
不管我支持或劝阻，他们当年是都去了。但有的人很快又回来了，既没在深圳实现什么个人愿望，也没在深圳获得什么心理安慰。有的后来在深圳奇迹般地发了大财，摇身一变成了大款。有的后来在深圳亏了血本，前功尽弃，从此一蹶不振。
而最近几年，情形则大不相同了。到我家来跟我商议他们的决定的人，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多年的人。他们不再是一些落魄者和失意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有着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就或职业。他们宁愿放弃已经谋取到的人生利益而义无反顾地去深圳。
还是一批有文化、有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的人。我想说，正是他们，使深圳这一座城市在短短的十年内形成了它的文化的骨骼。
有知识分子的地方，便有知识的需求，便有文化的需求。世人往往将“文化”和“娱乐”这两个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连在一起说成“文化娱乐”。此中其实包含着一种荒唐。须知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便可能只有娱乐，没有文化。知识分子极少的地方，极有限的文化需求，便可能被大面积的娱乐需求所覆盖，所吞没。只有在知识分子从数量上占有了不可忽视的存在的时候，文化才会同时有了立足之地。
一九八六年我去过深圳以后，凡有深圳人到我家，我总是问：“深圳现在有了书店没有？”
如今深圳电视台已经推出了几部在全国反应较好的电视剧或专题片。
深圳影业公司已被列为全国十六家有独立拍片资格的电影厂家之一。
深圳有了它的刊物和报纸，它们正在进一步向全国报刊业证明着它们的存在。
至于书店，据深圳的朋友们告诉我，不但已经有了，而且售书环境还不错，书的品种还不少。又据说，在内地某些城市行情不那么看好的科技书、纯业务性质的书，在深圳似乎尤受欢迎。
我想说，深圳的文化骨骼的形成，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更加验证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深圳正处在它的主人们的更替阶段，并将以很“现代”的时间概念加速这一过渡阶级的完成。
我不知道头几批去深圳的人们，他们中某些文化素质不足、仅仅靠当初的冒险的勇气或者靠金钱投机的运气和手段发了横财，成了“大款”的人们，是否开始意识到这样一种威胁？——深圳未来的主人，最终不可能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而是后来者中的大多数。深圳未来的主人，将最终从总体上属于有文化的深圳人，属于深圳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原始积累的时期，在短短的十年内，已经宣告差不多该结束了。它以后的历史，该由科学加文化的大笔来书写了。单有文化的历史，而没有经济发展的腾飞，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其实是可悲的。单有经济发展的腾飞，而没有文化的陪衬，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也同样是可悲的。“大款”们的钱不能自行地变成文化，这是他们的悲哀。如果金钱使当代人的生活变成了极其简单的两种内容——占有它和消费它，尤其是以贪婪的方式占有它并以穷奢极欲的方式挥霍它的时候，连“大款”们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沮丧和厌倦的。有文化的深圳人对深圳承担的历史使命包括将“大款”们从他们迟早会感到厌倦的生活状态中拖出来，影响、教会他们如何更文明地支配金钱，做对深圳的将来有益也对改变他们自身生活状态有益的事。如果他们拒绝，只会变成深圳原始积累时期遗存下来的一小批活化石而已。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结局——在消费金钱的日子里自生自灭。
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人们常常和我谈及他们的念头——
“我想到深圳去！”
对于他们，支持抑或劝阻，我比以前明确多了。
文化层次较高，有专业、专长者，我往往热忱地支持他们去，甚至为他们尽一些联系和介绍的义务。
文化层次较低，又没有什么专长者，我往往劝阻他们去，甚至不惜时间讲清我的道理。
深圳已不再是十年前的深圳，已不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大市场。
它仿佛已在向世人发出它的忠告——文化和才能，你拥有什么？请思考好了再来。如果你二者一无所有，那么你将难以长久成为一个有为的深圳人。
进一步深化改革，人们眼盯着深圳，期待深圳拿出什么称得上是“新思路大手笔”的举措。
反腐败，人们眼盯着深圳，期待深圳给中国人一个无话可说的说法。
整顿金融秩序，整顿房地产市场，整顿开发区投资环境，人们眼盯着深圳，有人巴望从深圳曝光什么大丑闻或大黑幕，没有发生便怀疑这世界太不真实；有人暗暗担忧深圳能不能经受得住一次又一次“洗礼”，担忧这面世人瞩目的改革开放的南方旗帜还能不能继续飘扬招展下去？还能举多久，举多高？
打开电视，几乎每一天都有为深圳各行各业制作的广告和关于深圳的新闻或专题报道。
翻开报纸，几乎每一天都有关于深圳的内容。
深圳，在它形成一座城市不久，便似乎命中注定是一座大有争议的城市了。现在是，将来一个时期内，我看也必然是。争议已从官方蔓延至老百姓的心里了。
我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对话——
“为什么不能像深圳那样……”
“像深圳那样？！”
即使我自己，观念也由于深圳的影响变得相当的矛盾，相当的分裂。有时我主张或赞同什么，往往会说：“深圳便是那样的！”有时我抵触或反对什么，也往往会说：“能像深圳那样么？！”
深圳的种种信息、举措、现象使许多国人忧患，也使许多国人鼓舞，使许多国人迷惘困惑，也使许多国人心潮亢奋，使许多国人仿佛看到了中国的沮丧的明天，也使许多国人仿佛看到了中国乐观的前景。
深圳，这座有争议的城市，就是这样子，耸立在普遍的中国人的视野内了。它传播着种种关于它的信息。这些信息经常甚至是很猛烈地影响着许多国人的观念，冲击着许多国人的观念，改变着许多国人的观念，更新着许多国人的观念。深圳似乎毫不在乎国人对它的争议，似乎还因此而自豪。如同一首流行歌曲所唱——“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非但如此，并且它依然故我，经常制造出某些别出心裁的惹得传媒界追踪报道的“热门话题”。比如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份很是热了一阵的“文稿竞价”活动。
说来最初我还是这次活动的“监事”。我允诺作“监事”，是很虔诚的。我想，这是一次典型的“深圳式”的做法。这做法未必不值得尝试。成功了，也给书刊市场提供一条有益的经验，而中国各方面的事情，需要的便是可贵的经验，缺少的便是可贵的经验。
后来我和几位作家辞去了“监事”的角色。决定辞去之前我也是很认真地想了一下的。这次活动是可以那样操作的么？我困惑了。觉得它和我的初衷不一样了。
其实呢，也许并没变。也许一开始举办者们的初衷便是那样的，也许一开始我预先想象的初衷便是太典型、太传统的“北京文人”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典型的“北京文人”的思维，与典型的“深圳式”的活动合不上拍了。
我很传统么？古今中外，许多文人活着时拍卖过自己的文稿。要不怎么叫文人是“卖文为生”之人呢？证明我并不代表着传统。
典型的“深圳式”的活动太现代了么？精神产品之版权的拍卖，似乎也不是一件谈得上现代到哪儿去的事啊。
这是我个人观念和“深圳观念”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也导致了我已然变化了的那一部分观念和仍固守着的那一部分观念的碰撞。
是的，正是观念这种东西，跨越了空间，使我觉得深圳离我由远而近了。观念，是最能够在同一空间里并置的东西，也是最足以消弥所谓“历史感”的东西。在今后的时代里，它的存在方式，可能也是最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吧？
而深圳的今天已然有了自己的历史。如果不算它的“史前史”，它已然有了三十年多一点儿的历史。正是从这三十年多一点儿的历史中，派生出种种典型的“深圳观念”。有时是意会胜于言传的。好比我们说一个上海人“太上海人”了，就能领悟言语之外的含意一样。当然，这里我绝没有暗讽“深圳观念”的意思，也没有对上海人不敬的意思，仅举个例子罢了。
对于一座城市，三十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就可称之为“历史”了么？
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著名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也许“历史”这个词，对我们的后代而言，是一个大大压缩了的时间概念吧？细想想，每个人只能活上七八十年，干吗要臣服于悠久的历史呢？日新月异，十年一史，这对于现代人分明的只有好处，绝无坏处。
深圳以它大大压缩了的历史使它离我和许多世人变得近了，更近了，近得仿佛它是一个人，我们会感觉到它的呼吸，嗅到它的体味儿，不管你是否像我一样，只去过一次，抑或根本还没有去过。
三、那个年代的敏感话题
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机会，我最愿意和我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一个老百姓聊天。至今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何以我在最短的时间内竟能最大限度地取得他们的信任？也许是因为我的穿着太老百姓化了吧。
两个老百姓聊天，尤其是互不相识的情况之下，尤其是他判定你绝不是公安局的便衣的情况下，他会把心底的话掏出来对你说。那些话，大概是他除非在酒后吐真言的情况下才说的。这种交谈何止几百次！可又只用两句话便可以总结——拥护改革，憎恶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