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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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等到最后十垧地的水稻拉进场院里时，挑起的个子轻飘飘的，马绳口里淌出的一半是水稻一半是稗籽。
大家都知道，这十垧水稻地的技术员是顾本产。
此人过去是地区干部，因在经济上犯错误，被革职到古城中学当老师。然而祸不单行，在一次赶车上山为学校砍柴时，他又摔断了腿，成了残疾人。**中在学校管后勤又因账目不清，直接被贬到生产队当农民了。
他是个老光棍，天天瘸着腿去大田里干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他也算个有文化的人，天天干活时带着书报，只要有空，他就看书看报，也不跟人啰嗦。
我见他有文化，今年春天就让他当了水稻技术员。生产队种了四十垧稻田，他管理其中的十垧。
水稻技术员这活，是要点文化的。比如土地平整测量、生长期水量控制、灌浆期的防霜，等等。
原指望他能结合书本知识，在水稻种植管理上做得更加细致到位，甚至还能有一些小创新。
但是我忘记了他的一大弱项：他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当时的大环境下，一个有污点的人，一般都活得很窝囊。
叠稻埂时，有人偷工减料，他不敢指出。撒稻籽后一放水，他管理的二里长的几十排稻地，一夜之间，从头到尾，稻埂全部被冲垮。
放水灭稗草时，其他水稻技术员欺他胆小，堵了他十垧稻田的进水道。结果，稗草没淹住，长得比水稻还高。
年底打场脱谷，他的十垧地收了一半水稻一半稗籽。社员边干活边骂，骂他，也骂我，还有人又将此事上纲到“依靠什么人的阶级路线”上去了。
顾本产觉得连累到了我，在路上见到我，害怕得低下头，一瘸一瘸而过。
我确实压力很大，甚至很后悔用了这么一个水稻技术员，让集体蒙受了重大损失。
怎么办？再让他一瘸一瘸地回到大田去？我倒是解脱了，但此人这一辈子就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中，再无出头之日。
我不想这么做，反省自己的用人之道，我也有教训要汲取：光想到发挥别人的长处，没想到还要弥补别人的短处，在用人上存在很大的欠缺。
我与同样担任水稻技术员的刘鹏晖分析，此人有干劲肯拼命，也有悟性会汲取教训，如果支持他在管理上敢于把关，还是大有希望的。
我对刘鹏晖说：“为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就再冒一下险吧。你去转告顾本产，就说我的意思，再让他干一年，失败是成功之母，看他有没有信心。”
刘鹏晖那晚回来对我说：“顾本产哭了，双手拍着炕桌号啕大哭，我从来没看到有人这么哭过。他说做梦也没想到队长仍旧信任他，他只有一个念头，明年要为自己也为信任他的人打一个翻身仗。”
正文 145、冤家路窄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3 本章字数：2062
1975年底，打完场交完公粮之后，县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四级干部会。
这次四级干部会议开会前，要求各队都必须准备一份十年来集体经济发展的数据资料。我们生产队十年来的数据如下：
1966年以前，集体固定资产2万多元，包括物业：一旧仓库（约200平米）一排旧马棚、一旧马号；无一匹机动动力和像样的农机具，老牛破车嘎达套，最高年产量27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87元。十年后至75年，固定资产13。5万元，全部动力87匹马力以上，拖拉机、抽水机、排灌机（田间非田间作业机具）几十种，最高年产量82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230元。
其实，上述资料中“1966年前”的状况一直到1969年时都是一样的。生产队集体经济跨越式的发展是从1969年大批知青插队时才真正开始的。
可是上级要求资料在时间上的划定一定要以**开始的1966年为界限，我们一下子也没弄懂为什么。
直到县里开会后，我们才知道上级要这份资料的用处：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对右倾翻案风。
四级干部会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不用说，大家就知道是指***。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将近一年后，又被不点名地批判了。
全县从县、公社、大队到生产队，四级干部到会的有1600多人，在县城开了整整19天会，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听说这是历年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全县当生产队一把手的上海知青不多，作为这样一种身份，会议开幕式时，我被特意安排在主席台最后一排就座。
真是冤家路窄，当我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来时，看到紧挨着我的竟然是四年前命令手下抽去我的皮带、把我关进牢房的人――县公安局军管会主任。
他还认识我，并朝我笑了一笑。
我略微点一点头，自顾自坐了下来。我一直不知道当年他关我十天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他现在也无法解释而我也不需要再听他什么解释了。
四年前，天真单纯的我们，从刺眼的阳光中走向暗处，就象得了夜盲症一样，摸不清方向，被人恶意耍弄，还要斗私批修，总觉得是自己有毛病。
四年来，当我们在黑暗中前行后，已经学会了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前方，能利用哪怕是一丁点的微光来看透周边的魑魅魍魉。
这就是人们在光明中往往会眼光短浅，在黑暗中却能预见未来的原因。
我不会再像四年前那么天真幼稚地对所有的人都抱有信赖，心里十分清楚不同岗位的人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
我的点头只是想保持一点做人的风度，其实心里对身边这个浑身冒出烟酒味的家伙感到恶心得不得了。
好在只是一个开幕式，时间不长，我还能忍住不反胃。
会议尽管开了有史以来最长的19天，但处在偏远边境的人们，对正在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中心城市那样的热情。尤其对参加会议的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已经是年底了，粮食、种子、化肥、年终分红才是最为关心的大事。19天的会议，实在是太长了，大家都归心似箭地等待散会回生产队去。
回到生产队，接到母亲十天前来的一封信，说她本月去北京开会，可能会抽空来我下乡的地方看看。
父母在一年多前，已经被“解放”，从位于奉贤的“五七干校”回到市区单位，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去年，母亲乘出差南昌的机会，就去了哥哥所插队的江西农村探望，她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儿女呆过的地方都要去看看，所以这次到北京开会，就想抓住机会来黑龙江。
我们大队200来个上海知青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海的家长来探望过。
今年夏天有一个例外：邻队有一个上海知青去黑龙江里游泳，被激流冲到停泊的轮船底下，再也没上来。七天后，在100多公里外的逊克县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父母赶来了，直奔逊克县，把泡得已经不忍目睹的儿子就地埋葬，又伤心欲绝地从逊克直接回上海了。
严格地来说，那可怜的父母在生产队一天也没呆过。
我看了信非常高兴，母亲要来的话，不光是全大队，也可能是全公社知青家长中唯一的了。但我也十分担心，因为北京到哈尔滨，再到我下乡的地方，远远不是抽空就可以来看看的，那得赶多少路转多少车呀！
信中，母亲还报了两条喜讯：
哥哥今年已经被推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大学了。至此，我家只剩下我不在上海；
大弟也已经被批准入党。至此，我家参加工作的四兄弟中，只有我一个党外人士了。
果然，紧接着母亲在北京又来了一封信，说会议结束后只有二三天的空，来回黑龙江不可能了。
我企盼的心，重新归于平静。
正文 146、零下43度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4 本章字数：1905
还好母亲没来黑龙江。
不要说从北京，就是到了哈尔滨，还要向西北行600多公里，才能到爱辉古城。尤其翻过小兴安岭后，就算是西伯利亚地貌了，冬天，那可不是一般南方人受得了的。
已经到了三九严冬，整整刮了三天大风，昏天暗地。积雪被刮得飞扬起来，弄得大地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白茫茫一片，但却是寒气逼人。
地形也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玻璃窗被厚厚的雪、厚厚的霜封了整整三天，人们一进屋就如同与外世隔绝，连眼睛的视线都溜不到那风雪呼啸的天地了。
不要以为这里的农民一到冬天便坐在暖炕上磕瓜子喝老酒，像熊瞎子一样“猫冬”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插队五年来，我除了回上海探亲，从来没有在冬天闲过。
更何况前些日子县里又开了个紧急电话会，要求春节前大破“猫冬”思想，掀起以改土增肥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我们队里，除了修理花轱辘大马车、石头场采石安排了少量人手外，其他人马都集中在南北两个高温造肥点，昼夜不停制造颗粒肥，还有刨粪送粪……每天的活儿都安排得满满的。
昨天夜里，我们就趁着月光，组织30多人，人拉着车，把场院里清理出来的打场紊子拉到高温造肥地点。
自从进入三九严冬后，除了蔡景行、汪永德，我也加入了开手扶送粪的加班。每人8小时轮流干，反正那手扶就是干不死的马儿。由于白天我要处理队上的一些事，夜里的活儿就由我来干。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两天是最冷的天气，气象预报说有零下四十三度，夜里开手扶顶着风雪那就更冷了。
我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皮帽、皮衣，大头鞋里的毡垫我就塞了七层。可是西北风迎面刺来，就像割脸上的肉一样，浑身也冻得冰凉。
我冷静地操纵手扶：换挡、加油、扳离合器、脚蹬方向轮，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天地。
天亮了，我下班走在路上，碰到了常永石。他原先是我们队的当地回乡青年，后来靠他老子在公社当官，弄到了公社中学教书。只见他裹着一件上漆的黑皮大衣，戴着毛色发亮的貉克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
我确实穿得有点怪，一件半长不过膝的光板羊皮大衣，肩上破了一块，用了块白胶布粘上；皮领子也坏了，露出白衬；没有扣，用一根自己搓的麻绳在腰间拴上。
我没理他，回到知青宿舍，我脱去这件皮衣，再脱下大头鞋，发觉七层毡垫和袜子冻得都粘在了一起。我用手搓暖了僵硬的脚，一头倒在炕上睡着了。
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听说去岗子拉煤的人马回来了，不过有一匹马在西三加子那儿趴下，要队里组织四五个人去弄回来。
等我赶到队里一看，杜义田已经把马车套好，还来了不少车老板。我想跟着一起去，他们把我推了下来，说保证把马整回来，让我放心。
不去就去吧，反正我也闲不着，去走访了几户社员。一家是生病在家没出来干活的，一家是父母带孩子去黑河看病，家里只剩下几个“萝卜头”的。一家是上次评分低了点有些情绪的。
说来也怪，第二天早晨，风嘎然而止，太阳温暖地俯射大地，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