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全译-第8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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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优待，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当天，文成帝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竭力推辞，但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很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上曾经称赞汉代卓茂、刘宽的为人，心地狭窄的人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和高允相处为官四十年了，从未看见他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为此，我才知道古人古事都不是假的。高允内心文采光明，外表温和柔顺，他说话时总是慢腾腾的，就好像不会表达一样。从前，司徒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博才多学，是一代俊杰，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点儿刚毅的风骨。’我也认为是这样，直到崔浩犯了罪，不过是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可是，皇上亲自审问时，崔浩吓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也都吓得爬在地上，汗流浃背，个个都面无人色。只有高允一人站在那里详细陈说事件的经过，进一步阐述是非曲直，表达清晰而有条理，阐明的事理清楚有深度，且声音高亢、宏亮，连皇上听着都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为他捏着一把汗的，这种行为，不是刚毅的风骨又是什么呢？在宗爱正好高升，把持着大权的时候，其威风凛凛，震撼四海。宗爱曾经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论事，王公以下的官员，全都小步前行到宗爱面前，向宗爱叩拜，只有高允一人走上台阶，只对宗爱长揖了一下。从这件事上看，汉汲黯可以躺在床上会见卫青，行对等的礼节，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亮节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看错了他的内在品德，而崔浩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气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对鲍叔牙的死感到万分悲痛的真正原因啊！”
＇6＇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6＇乙丑（二十一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7＇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7＇夏季，四月，甲申（十一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8＇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臣属。六月，戊寅（初六），吏部尚书分设两名，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一官位。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待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当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官职的选授很被天下人看重，和侍中没有两样崐。后来，这一官职的工作清闲松散，所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现在，孝武帝打算提高它的地位，所以，他任用当时很有名望的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担当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地位重要，而常侍工作清闲、无关紧要，如果仅仅是在名称上更改一下，而不是加强实际权力，尽管是皇上想要提高它的地位，人心又怎么能够改变过来呢？”不久，散骑常侍的地位再度降低，而吏部的尊贵，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谦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裴子野论曰：选用适当的人任某一官职，是件很困难的事，前代君王早已说过，这已经很久了。按周朝的礼仪来说，从学校开始就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他的家乡加以评论，把评论的结果告诉给各个州郡的六事，再由六事把这些人的姓名呈报给朝廷。在汉王朝时代，各个州郡搜集一些有才能有功劳人的情况，再由五府任命他们为辅佐。三公前来具体考察他们工作的得失，尚书把考察结果呈报给天子。一个人才，经过了这么多道的审查，因此，为官者能够称职，人尽其才，很少把事情做坏。魏、晋时代不是这样，选用官员的失误特别多。有些人长着一副忠厚诚恳的面孔，但内心却是阴险狡猾得很，就好像那万丈深渊一样难以摸透。即或是听其言、观其行，恐怕也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何况现在千千万万的为官者，只靠偶尔见过一面的印象，就要决定是晋升还是削免；成百的僚属的任用，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从此，投机钻营的恶劣风气猖獗，不能遏止。为了能升官进爵满足自已的贪欲，就用尽一切手段去谄媚、渎职枉法，廉耻之风荡然无存，官吏们不再有谨慎宽厚的操行。贪官污吏作恶多端，致使国家政局混乱腐败，不能再加约束。纵使是舜帝面南主持朝政，让龙作尚书，要想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更何况后代那些为官的人呢。如今，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已无法再回到周、汉时代了。仅仅是朝三暮四更改名称，这岂不是变本加厉吗？
＇9＇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9＇丙申（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到松山狩猎。庚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南彭城民高、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10＇刘宋南彭城平民高、和尚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语言胡言乱语，煽动人心，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秘密勾结，阴谋叛乱，拥护高作皇帝。事情被发觉，甲辰（初二），全被抓起来处死，同时受牵连被斩首的人有几十个。为此，孝武帝颁下诏令，清除所有和尚，并公布各种禁令，严格执行株连制度。除了能严守戒规、苦心修行的高僧外，其余的都要还俗。可是，有很多尼姑经常出入深宫，这项规定竟然执行不了。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反，上因诬僧达与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赐死。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伶俐，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个人却是放荡行事，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曾提拔他做仆射，官位在颜竣、刘延孙二人之上，因此，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地，认为当世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一二年的功夫，他就能升为宰相。不久，他却被贬为护军将军，所以，心里郁郁不得志，几次上书请求到外地任职。孝武帝很不高兴，从此以后慢慢把他崐降级，五年之间，连贬七次，最后，又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心怀不满和怨恨，每次写给孝武帝的奏章，言辞之间多有不平，又特别喜欢指责朝政的弊端，孝武帝早已积着一股怨气。偏巧，皇太后路氏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他直接就坐到了王僧达的床上，王僧达下令把床扔出去，路太后因此非常恼怒，把孝武帝叫来让他一定把王僧达杀了。这时，正赶上高谋反，孝武帝顺势陷害王僧达与高是同谋。八月，丙戌（十五日），逮捕了王僧达交付廷尉，命他自杀。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沈约论曰：所谓君子与小人不过是分别对一类人物的通称。走正路，就是君子；不走正路，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起于屠夫渔夫之中做了周朝的太师，傅说放下筑屋垒墙的工作，做了殷朝的宰相。从下层中发现被埋没的人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是否有才能。直到两汉时期，这个道理还没有改变：胡广出身于世代务农的农夫家里，他却能高升到公相的位置；黄宪也不过是个兽医的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