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中国美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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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前喝不到的时候，是多么难受。这几乎已日积月累地构成灵魂中的一种渴意。
既然回来了，就喝个够吧。既是出自命运的安排，又算自己对自己所作的一点补偿。
听说这事后，再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总能闻见热腾腾的豆汁的气息。那是别的东西无法代替的气息。数十年不散。终生不散。我想，豆汁的滋味，恐怕就是正宗的老北京的滋味吧。林海音老人吸饮豆汁时，是在用舌尖细细地舔拭久别重逢的北京，甚至是在回味自己遥远的青春。豆汁提炼着一座城市的缩影与精髓。那是一个味觉中的北京，却仿佛比眼睛瞧的、手摸的乃至耳朵听的还要真实。或者说，还要直接。
在台湾岛上不忘豆汁的，大有人在。梁实秋算一个。在《雅舍谈吃》一书里，他纵横评述天下美食，豆汁是不可能缺席的（哪怕只是在想象中存在），那是他对故土的一个斩不断理还乱的念头。他颇自信地说：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甚至对喝豆汁时的配料，也一一加以回忆：“佐以辣咸菜，即棺材板切细丝，加芹菜梗，辣椒丝或末。有时亦备较高级之酱菜如酱黄瓜之类，但反不如辣咸菜之可口，午后啜三两碗，愈吃愈辣，愈辣愈喝，愈喝愈热，终至大汗淋漓，舌尖麻木而止。”在现实中，豆汁的滋味，离他很近，又很远。那是属于前半生的滋味吧？
看来喝豆汁真会上瘾的。林海音与梁实秋，皆为豆汁之瘾君子也。可惜梁实秋不如林海音幸运，他后来再也没有机缘回北京喝豆汁了。这不能说不是他生命里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觉得，与其说他们爱豆汁，莫如说更爱的是原汁原味的老北京。与其说他们嗜好豆汁的滋味，莫如说嗜好的是北京的滋味。这中间肯定有一层“爱屋及乌”的意思，增添了豆汁的魅力。在他们的心目中，豆汁无形中已成为故乡的象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让幼小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蛊惑我们一辈子吧。与其说这是食物的蛊惑，莫如说是乡情的蛊惑。
豆汁原本是绿豆磨碎制作粉丝、粉皮的下脚料，经发酵而成。很便宜的。在旧社会，花两枚铜板，管你喝个够。奇怪的是，不仅穷人爱喝，富人也爱喝。“当年东安市场的小店‘豆汁何’名声一点不小于隔壁大饭店‘东来顺’。穿着华贵、坐着私家轿车专程来喝五分钱一碗豆汁的，大有人在。”（邓友梅语）看来食物不问贫贱，全靠的是味道。如今，满汉全席基本上快失传了，可上不了台面的豆汁，依旧脍炙人口。假如说前者代表着贵族化的北京，那么后者代表着的是平民化的北京。很明显，后者比前者更有生命力。豆汁经久不衰及令人难忘的程度，应验了一个真理：大俗才是大雅。要俗就俗到家吧。
豆汁的地位非其他京味小吃所能代替，在于它独特的滋味，恰巧迎合了北京人的口感。因而成为老北京的一块招牌。邓友梅还讲过一个笑话。说外地有管豆浆叫豆汁的，某山东人进京，误以为豆汁即豆浆，进店要了一碗，喝了一口便面露苦相，勉强咽下去后招手叫来店员很客气地小声提醒：“这豆汁别卖了，基本上酸了。”那伙计笑了：“好说您哪，不是基本上酸了，根本上就是酸的，这豆汁跟您山东的豆汁不是一码事您哪！”邓友梅说：“是不是北京人，测验方法就是叫他喝一口豆汁。若是眉开眼笑，打心里往外满意地吁口长气，就是地道北京人；若是眉头紧皱，嘴角直咧，甭问这是外来户。”所以林海音连喝六碗豆汁的豪爽劲儿（如同置“三碗不过岗”之劝告于不顾的武松），旁边人见了，绝不会真把她当作台湾老太太的。
豆汁有股怪味，北京人嗜之如命，外地人却敬而远之。这真称得上是一种考验。“不稀不稠”，灰里透一点绿，老远的就能闻到一股酸涩味，不爱喝的，闻一闻，捂鼻子，尝一尝咧嘴，说是活像泔水。可爱喝的，闻见那股味儿就流口水，说是一辈子不喝豆汁儿算白活了。“老北京多爱喝豆汁儿，看一个人是不是老北京，问问他爱不爱喝豆汁儿，就够了。”诗人刘征也持这种观点。他说透过他谈论豆汁的语气，就该猜出他是个老北京。他对豆汁的感情甚至比林海音、梁实秋等游子更纯粹：不是为了怀旧，只是为了解馋。
对豆汁的好感，不是靠好奇就能培养的。听他们这一说，我连试都不敢试了。豆汁会使一个人记住自己的身分：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有点像法国的高更那幅现代派名画的标题。豆汁摊，是北京街头最古老的大排档。北京人与外地人最大的区别，恐怕不仅仅是口音，还在于能否喝得惯豆汁。我借此调侃一下：看来在北京的饮食文化里，豆汁是赞成“血统论”的。
北京的滋味（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某种特有的食物情有独钟，几乎构成遗传的记忆———豆汁堪称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人有记性，还是豆汁有记性（乃至鉴别能力）？
我想在北京的滋味里，肯定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应该是苍茫的岁月造成的，带有味精的性质，只需掏一点点，就能使人的味觉乃至情绪，产生无穷的变幻。北京的滋味，应当是永恒的，但又是把握不住的。如同人的命运，千差万别，可又万变不离其宗。甚至
可以说：这滋味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想象造成的，是我们的心情造成的。
在北京，哪怕喝白开水，我也能喝出别的什么滋味。谁叫我的许多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古老的城市联系在一起了呢？谁叫我这个外乡人，呆得久了，都快要被它的风俗与性格给同化了呢？
北京的滋味，其实已远远超越了它的饮食文化，而融化在它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它的历史与现实，它的民俗与景物，它的风土人情，它的延续与变迁，分明又使这种滋味更加醇厚、更加复杂了。我相信在这浓缩的滋味里，有一整座虚拟化的城市，忽冷忽热，若隐若现……那正是它的精神之所在，灵魂之所在。
品尝北京的滋味，也正是向它靠拢的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会合的捷径。直到它变得不再陌生，不再神秘，不再缥缈。但在这过程中，你的幻觉已被它的滋味给充分地调动了。彻底认识它的滋味，很困难；想忘却，则更为困难。
在北京吃西餐（1）
在北京，吃西餐的机会很多的。
这并不是说在外地就吃不到西餐了。瞧人家肯德基、麦当劳，几乎已渗透到中国县一级的小城市，可谓无孔不入。这类美式快餐也应算作通俗化的西餐吧？它使西餐的概念深入平民百姓家。唉，流水线生产的“美国大片”，不也比精益求精的“欧洲本土电影”有更高的票房嘛！
我们小时候，只认得雷锋叔叔。现在的孩子们，却整天念叨着肯德基大叔。那位面色红润的白胡须老汉（塑像），总是笑吟吟地站在快餐店门口，瞄着中国小朋友的腰包。一看就是吃饱了撑的。麦当劳门外长椅上坐着的小丑玩偶，更是一脸得意的“坏笑”。
我有一个偏颇的观点：所谓的“全球化”，最初就靠肯德基、麦当劳打开的。这些连锁店如此发展下去，快成为地球村的“大食堂”了。汉堡包与可口可乐，确实比炮弹还要厉害。
听说这“哥俩”也在死掐。凡是有肯德基的地段，附近几乎都有麦当劳。有时候就隔街相望，跟唱对台戏似的。一般都是平分秋色。还真没听说谁被赶下擂台的。被挤垮的全是一些中餐馆。这美国“哥俩”哪像在内部竞争，分明联手跟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叫板呢。
北京街头的西式快餐，除了肯德基、麦当劳外，还有罗杰斯、艾德熊，必胜客比萨饼等等。
罗杰斯的连锁店，我常去的是阜成门和中关村那两家。尤其中关村的罗杰斯，装修风格前卫，带有酒吧的性质，晚上还有摇滚乐队演唱。我并没觉得里面的东西有多么好吃，去那里纯粹为了喝点儿黑啤酒，听一听“重金属”，放松一下紧张了一天的神经。对了，夜场表演时，会熄了电灯，每张餐桌点起小蜡烛，挺适合情人幽会。烛光中情人的面庞带有油画般的明暗反差效果，显得比在别处更美，更适宜收藏进记忆（简直不用额外镶嵌画框了）。门口卖花的小姑娘都快认识我了。若是我孤身前往，她会视而不见。若是我携带着女性朋友，她立马兴奋起来，抱着满怀的鲜花迎上前：“先生，买一枝玫瑰送给你的女朋友吧。”前些年这丫头片子还真赚了我不少钱。可惜我近来还真有点老了，孤独的时候多了，即使为了照顾这越长越大的小姑娘的生意，买一枝玫瑰，也不知该送给谁。
艾德熊在南礼士路有一家分店。透过落地玻璃窗，能看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射塔。有一段时间，我狂追电台里的一个女孩，天天坐在艾德熊里等她下班。最后还是没有追到手。艾德熊成了我的伤心地。我觉得自己也够“熊”的。
必胜客永远喜气洋洋。朋友邹静之觉得这店名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每天上班的路上，新开了一家意大利饼店，叫‘必胜客’，怎么读怎么不敢进去吃。真想劝老板改个名或把文字颠倒一下叫‘客必胜’可能会好些。”邹静之写有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可他本人居然不敢进必胜客，真有意思。其实，就当作“微服私访”一把嘛，又能怎么样呢？我倒不怵。我喜欢坐在必胜客里，一边胜券在握地用刀叉切割刚出炉的比萨，一边观察北京孩子们争相用一次性的塑料碗盛水果沙拉，他们非堆得满满的、尖尖的，成宝塔状，才罢手。兴高采烈地回到各自座位上，好像端着的不是花钱买的沙拉，而是一番搏斗后的战利品。
前面尽说的是西式快餐。就跟我没吃过什么大菜似的。
其实我十五年前刚闯北京时，就带着梦想去吃莫斯科餐厅。仰慕的是“老莫”的名声。它带给人们的是红色的记忆。要知道，那时前苏联还没解体呢。前一阵子，听说俄罗斯大使馆旁边有一家贝加尔餐厅，又约了一伙诗人踏访。可能喝多了伏特加，墙上湛蓝的壁画在我醉眼中变成了真实的贝加尔湖，涛声拍打着我的耳朵、我的脊背、我的心脏，我一边向墙壁走去一边问朋友：“要不要钓几条鱼上来烤着吃？”幸亏某诗人及时地拉扯住我。否则我要么撞得鼻青脸肿，要么则自以为是地淹死了。贝加尔，贝加尔，不就是天地间的一只高脚杯嘛，里面盛着的不是湖水，而是烈性的酒。据说李白的老家碎叶城离那儿不远。什么时候我非去看看不可。
吃西餐，马克西姆餐厅比较正宗。可正宗的西餐，气氛又太严肃。侍应生就站在桌旁不断地为你斟酒端菜，说是侍候你，可瞧他面无表情的脸，像极了电影里的监狱看守。刀叉都要轻拿轻放，生怕在瓷盘上碰出动静，你觉得自己像个提心吊胆的犯人，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埋头喝汤，尽量不发出啜吸的声音。进餐的过程可以拍一部无声片（默片）了。标题：“假装斯文，小心做人。”
我在北京还认识几位写诗的老外。他们一般都比较节约，请客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