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的智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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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佛光山在美国创办了一所西来大学，已经加入美国西区大学联盟。它是中国佛教在美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写下了中国人在美办学的历史新页，被《圣盖博谷论坛报》记者称作“佛教的哈佛大学”。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13个世纪以后，也推促了大法西传。很希望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都能来西来大学就读，让中国人创办的佛教大学能媲美常春藤名校，在美国扬眉吐气。
长乐先生：把东方文化融合于西方文化，在当今浮躁的物质世界里点燃的是智慧之灯，它所融洽的是族群关系，彰显的是人类文明。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
长乐先生：
佛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一样，都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善的路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人间佛教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把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直至“无为无不为”的深远意境。
星云大师：40年前，我初到台湾宜兰雷音寺弘法时，有一位熊养和老居士经常到寺里义务教授太极拳。他是江苏人，曾任阜宁县县长，在宜兰县颇有名望。
他的侄子熊岫云先生，是宜兰中学的教务主任。正逢熊老居士七十大寿，侄子特地备了一份大礼，向叔叔拜寿。熊老居士说：“我不需要你任何孝敬供养，只要你肯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念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心满意足了。”
侄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哪里肯磕头拜佛呢？于是拔腿就跑。但是回头想想，叔叔是他在台湾最亲的人，心里又十分懊悔。为了弄清佛教究竟用什么力量，让威德并具的叔叔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每逢周三、周六的共修法会中，他都会坐在宜兰念佛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经闻法。起初，他双手抱胸，桀骜不驯地听我开示佛法，渐渐地，他会合掌问候。我没有特别招呼他，也不曾劝他信佛。如是六年过去了，在一次皈依典礼中，我看到他跪在信众中忏悔发愿。他告诉我：“六年来我不曾听您批评基督教不好，甚至您还会赞美。您的祥和无争，让我决定皈依佛教。”
长乐先生：慈悲爱仁的心境，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才能结出硕果的。可以想见，若社会上贪吝争恶之风盛行，则人皆盗匪；若祥和仁容之风盛行，则人人皆佛。如果人人皆佛，我们也就不必再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世外桃源了。
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相似的是，禅也并不把管理当做一种控制，而是把它变成教化或教育，强调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佛教管理学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这不但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有益，也能使内部关系融洽，减少内耗。
星云大师：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会处处为别人设想，认为大家都是好人，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如果世间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观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人我之间就没有可争执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说，张三把电风扇打开了，李四正坐在电风扇边上，于是大声说道：“喂！我已经感冒了，赶快关掉，要不就搬到你桌上去吹！”张三不服气地说：“你自己感冒，关我什么事！直接吹风，我也会感冒的！现在我这里的风很柔和，我为什么要把它搬过来？”两个人顿时吵得不可收拾。
长乐先生：有些矛盾其实是可以用机制来调节的。风扇的冲突就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错位挑起的，也和机制的细化程度有关。我们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给他们每人桌上都装备一个可以自行开关的出风口，那么吹还是不吹，张三自己决定就好了，根本不必争执；如果风又可以调节为微风、大风、涡轮风之类的，李四也就不至于担心感冒而干涉别人。
这是一个企业内常见的配置问题。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确定，情感通融，是否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他们自己觉得最舒适、最能发挥才能的位置上。
还有个例子，甲从外面进门，刚坐下，一阵风吹来，门“嘭”一声关上了。乙坐在里边看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弄得起烦恼：“进来也不会随手关门！”
甲反驳道：“门本来就没关，你怪什么？”两个人终于冲突起来。这也是个配置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来讲，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起码应该把门固定在最方便员工使用的状态，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员工之间争执的由头；而这些事，需要专业分工人员负责解决。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工作环境，比如可以穿着拖鞋上班，可以在公司里睡觉，公司里有餐吧之类，或者像很多欧洲公司，公司高层的家人医疗、孩子上学、度假、养老统统都由公司安排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在工作之外消耗不必要的精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热情集中到公司业绩上来。这当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
我们一直在学习佛陀的精神，强调人的内在悟性和中庸。在具体行为上，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因而，我们在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力图统筹兼顾，避免偏颇和极端。选择了“从心”的管理，就是尊重心灵与个性，着重对心灵、思维能力、才智的开发，而不是用数不清的管理条文织成一张束缚人心的网。
星云大师：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管理者就是让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认识自身的佛性，认识自身的能力与智慧。
西方的一分为二，东方的二分为三
星云大师：
在这个时代，佛教要想有所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但是，佛陀早已经确立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六和敬”法则。僧团因为奉行“六和敬”，得以和乐清净。
长乐先生：精神总是能历久弥新。“六和敬”对今人也定有参照启示。
星云大师：“六和敬”不仅是建立僧团的重要基础，推而广之，也是建立清净和乐的佛化家庭，乃至安和乐利的社会的重要根基。佛教僧团的管理方法在“六和敬”之中，即以揭橥思想统一（见和同解）、法制平等（戒和同遵）、经济均衡（利和同均）等为管理要点。略述如下：一、身和同住：在行为上，不侵犯人，就是相处的和乐。彼此互相帮助、尊重、包容；遇有疾病，相互照顾，平等共居，和合共住。
二、口和无诤：在言语上，和谐无诤，就是语言的亲切。说话恳切，言语柔和，和平共处。
三、意和同悦：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就是心意的开展。不比较人我得失，不计较是非利害，心意的和悦才是当下的净土。
四、戒和同修：在法制上，人人平等，就是法制的平等。受持戒法，进退有节，仪礼有据，行住坐卧，威仪庄严。
五、见和同解：在思想上，建立共识，就是思想的统一。舍去分别执着，彼此见解一致，达成共识，此乃共同成就之前提。
六、利和同均：在经济上，均衡分配，就是经济的均衡。不论是经济上的财利，或知识上的法利，大家受用均等。
长乐先生：这个“六和敬”，的确是团队柔性管理的一个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现在也讲到“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思想的根应在东方，它和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如出一辙，和古老的佛教教义也是息息相关。
我认为东西方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有两点不同：首先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思维是一分为二，它明辨是非，一定要追究对或错；东方是二分为三的，它会寻求一个中间路线，不去追究是非，或者说也难以分清晰是非。 其次是目的上有差异。西方的管理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东方管理是要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会治标不治本，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出来另外一个问题，问题越解决越多。而化解问题，有些类似中医治病。
星云大师：如果不能理清客观真相的线索，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容易深陷其中。而只有随顺自然，掌握规律，才能找出根治问题的最佳途径，使问题转化成契机。大珠慧海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过去，释伽牟尼佛创立教团，就是用戒律来管理。佛法传至中国，祖师大德遵循佛陀制戒的精神，创丛林，立清规。大家共同遵守，就可以安心办道，清净无诤，生活得很自然。
长乐先生：在学佛的过程中讲究的是三学，就是戒、定、慧。在佛光山非常完整地保留了这三学的体系，它在执行中是不是很艰难？
星云大师：不艰难。一个教团的存在，必须遵守戒、定、慧三学。戒就是规矩，定就是安心，慧就是悟道。既不悟道，又不安心，又没规矩，就不像修行人。
我年轻时就意识到，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因此我从开创佛光山以后，就一直很重视制度的建立。
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健全僧团，才能带动佛教的复兴。但是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定，不能迂腐、守旧。我认为佛法真理不容更改，根本戒可以保存，一些不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小小戒”，应该加以弹性调整。
提到佛教，一般人总认为信仰佛教必须守戒，于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很不自由。其实，守戒才能自由，因为佛教的戒律，与人性是相通的，其根本精神是不侵犯；只有在不侵犯的基础上进而尊重别人，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
不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
星云大师：
禅堂，一朝风月，万里晴空。从四面八方而来，感觉身心疲倦的人，想要重新调整，就进到禅堂。当然，报名、登记、进堂、出堂，都有一些规矩。他奉行这些规矩，就感觉到这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大家在这里彼此平等，没有差别待遇，平等就能快乐。
长乐先生：今天有幸参观了整个斋堂进斋的情况，尽管之前我们也见过一些内地的、香港的斋堂，但是在佛光山看到的这样一种戒律或仪规的遵循非常令人震撼，五百多人的大场面，听不到杂音。在诵经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那么端庄，那么虔诚，包括他们排队走在去斋堂的路上，那样心平气和又步伐整齐。这样的管理是一种内功，在管理中体现出来对人心的管理，对人的教化的管理，是丝丝入扣的。
星云大师：道场的管理与国家的管理尚有不同。国家要用强制性的外在的法律来管理，犯了罪就要受到制裁；佛门的戒律和规矩却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比如排队，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排队，没人强迫；吃饭不可以有声音，不要说五百多人，有时候几千人一起吃饭、办活动，也是这样。初学佛的人无形中也会被这种规矩、气氛所震慑。大家都以这个模式规范举止，相当于火车行驶在轨道上，飞机飞行在航道上。
长乐先生：我们排队到斋堂，看到队伍中间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有黑人也有白人，还有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