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之马的魔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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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李元虎，通知其他人，全部到办公室集合，听取新的简报。”周卫红脸色沉重的上了车。李元虎叹了口气，把电话掏了出来。现在不过是凌晨四点多，但这个恶人他也只能当了。
“天台连环杀人案”专案组的办公室一开始的时候设在市刑侦大队的4楼大会议室，随着案件的不断复杂化，陆陆续续补充到15个人，资料也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搬到了顶层，把3个室内网球场全部占满。而从它搬到顶楼的那一天起，灯就再也没有灭过。
“通过脚印、血迹取样等对比，我们已经认定，‘1025特大恶性杀人案’的疑犯与‘天台连环杀人案’的疑犯是同一个……”鉴证组的宁义军在做着简报，投影屏上一张张照片在变幻着。专案组的成员围坐在投影仪的周围，气氛很压抑，没有人说话，只有偶尔发出的咳嗽和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周卫红的脸色很差，蜡黄的脸颊上有着一抹不健康的暗红色，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制作过于拙劣的蜡像。马睿总是感觉这个接近60岁的老头会忽然一下子就垮掉，但他却顽强的顶着压力，一直从立案坚持到了今天。
“……现场发现的血迹和痕迹表明，嫌疑人从14楼窗外进入了罪案现场，试图杀死被害人刘建坤和被害人张露，在触动了警铃后，遭到了刘建坤的反击。随后进入罪案现场的还有刘建坤贩毒集团的其他6名嫌疑人，他们随即全部被杀。从现场遗留的证据来看，疑犯可能首先遭受了枪击——我们已经部署警员到案发现场附近的医院和诊所——但他仍然徒手杀死了房间内的全部8名受害人。值得一提的是……”宁义军在这里下意识的顿了一下。“……疑犯有可能是徒手拧断了刘建坤的脖颈，这让我们对于他的力量和破坏力有了新的想法……”
“先到这里吧。”周卫红忽然打断了他的话。“我想听听大家对这起案件的看法，或者是有没有新的思路。”
偌大的空间里一阵沉默。
马睿也低着头。还能有什么看法？老实说，对于疑犯越来越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一阵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把四周受害人和罪案现场的照片吹得哗哗作响，马睿的目光从一旁的白板上掠过。那上面分成两列的罗列着疑犯的特征，用红色圈起来的是已经确定的，其他的则是尚未确定的。
不用再看，马睿也能把目前已经勾勒出的疑犯资料背诵出来：中国籍男子，黑发，脚码42（疑似，不应小于40码），O型血，体重65至70公斤，身高在172至176之间，28至40岁。受过高等教育，个性偏执，有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可能，以正义自居。作案目标多为报纸、电视和网络披露过的有一定犯罪事实或公德缺失的人员，间杂社会无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流窜犯案人员和少量政府公务员，应为偶然起意的谋杀。作案手法极其残忍，近期通常为将受害人掳掠到天台上，将其咬死后，在上衣口袋内塞入伪遗书，将受害人尸体推落天台伪造成自杀；前期则多为将受害人尸体隐藏在太阳能板后或天台杂物中。心理学专家分析该犯在童年或少年时期可能遭受过虐待或者是社会公信力的损害，造成其对于社会的不满和对政府、司法系统的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从而选择自行执法。该犯应该是孤儿或者父母早亡，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往来，造成其性格孤僻，离群索居……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马睿不用抬头也知道那是副组长谢国才。他的声音有些低沉，让人听起来很费劲。
“从此案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疑犯惯用的手法：趁受害人熟睡，从打开的窗口进入房间，对受害人实施侵害。至于本案的作案地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特例。按照疑犯的习惯，应该是准备将受害人绑架到天台后杀害，但因为触动了警铃致使受害人醒来，不得已在房间中进行作案。而从本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此前推断疑犯为退伍军人或搏击高手的推论是正确的，应当从这个方面继续进行深入调查。”
另外一位刑警也作出了他的推断：“我认为对疑犯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他的作案手法越来越凶残，由此不难看出他的精神病症状应该是在逐渐加重。但在我们的日常排查中，并没有此类病人的报告，这说明他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在大剂量的服用相关药物，可以从这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
“刘建坤是公安部的重点通缉对象，但此前并没有在电视或者报纸上登载过他的消息。疑犯是怎么得到他的资料，并且把他列为目标的？他又是怎么找到刘建坤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必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我认为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请缉毒组的同志配合，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信息。”
办公室里的气氛终于活跃了起来，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看法，但马睿心里却对此不以为然。乍看上去又有了许多可能的线索，为侦破工作带来了新的方向，但这一切不过是在重复这一天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马睿可以预见，所有调查的结果必然都是死胡同。
线索太多，等于没有线索。他们总是一次次把精力放在这些无谓的东西上面，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然后被动的等待下一次案情。
这种情况让马睿厌恶。
现实的一切和电影电视里有太多的不同。如果中国警方普及了DNA鉴定，并且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从现场取得的无数残留物早就指明了凶手的身份。但可惜的是，在中国做DNA鉴定不但麻烦，而且价格昂贵，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去大规模的获取DNA样本。如果他们有电影里那种可以把监控录像反复放大，清晰化的设备，他们早就从众多的监控录像里获得了凶手的面貌。但他们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有，所以只能无奈的面对着39段拍下凶手身影的监控录像，徒劳的把那些模糊的图像剪辑下来，打印出来，却没有半点用处。
中国警方破案的法宝是大规模的走访排查、查阅监控录像、罗列嫌疑人、寻找目击者、心理攻势，百分之九十九的犯罪分子就这样倒在了公安干警的脚下。而对于这个案子，这些手段完全无效。
警方第一次向心理专家寻求答案，但所谓的专家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靠他们的推论几乎没有办法缩小调查人群。
还有什么是我们遗漏的？马睿苦苦的思考着。
周卫红简单的总结了案子，按照新的推论布置了任务。因为昨晚值班，马睿和李元虎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支援。
大家离开以后，李元虎把几个椅子拼起来睡觉，马睿则再一次走到了贴满各种证据和照片的那面墙前。
他的目光来回的扫视着。
凶手留下了如此之多的证据，要么是他真的疯了，对一切都无所谓；要么是他确定警方从这些证据里什么也得不到。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那副放大了的本市地图上，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了每一次凶案的位置和时间，同样是杂乱而没有规律。
他下意识的用手指在地图上摩挲着。
他忽然好奇了起来。这一切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第一个受害人是谁？
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案件编号，随即在墙面上找到了相关的资料。
他的瞳孔猛然收缩了起来。
第十四章
在侦破小说里，连环杀手总是会在犯案时留下属于自己的标志，或许是某种特定的仪式，或许是某种物品，目的在于向世人展露自己的存在，或者是表明自己的理念，而小说中的侦探们也往往是凭借着破解这些特定的标志而找到了破案的线索。
“天台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也是如此，他一开始总是把受害人藏在天台的杂物下面，后来则是把受害人推下天台。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专案组里一直没有定论。中国的媒体不像国外，连环杀手的新闻一直没有在任何场合下播出过。凶手无法知道自己的案件进展如何，也没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哪怕是受害人家属也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一个庞大的连环杀人案中的一环。因此专案组最终的结论是凶手意图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存在，意图在于把自己的理念通过那些伪造的遗书展示在世人面前。
他的理念是要实现“恶有恶报”，让人们对于“恶”感到敬畏。
很可笑。
用最邪恶的手法来制止邪恶，无论怎么想都是一个笑话，警方也绝对不会容许他的这种错误理念传播出来。所有跳楼案中的遗书都被作为证据收缴，就算是偶然有某个媒体报导了案子，人们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关联，更不会知道遗书的存在。
周卫红甚至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既然凶手极度的想要表现自己，那就让他的愿望无法实现，最终迫使他站出来，或者是露出马脚。这种做法无疑会带来更多受害者，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明确了受害人大多是犯罪份子或者是缺德的人以后，专案组的人未尝没有一种变态的快意：这些人死掉也好。
作为执法者，这种快意无疑是危险的，但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长年在与犯罪分子斗争，看到的问题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刻，就算再麻木的人，也会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感到无力和无奈。
以马睿来说，他曾花几个月的时间调查拐骗儿童进行偷窃的问题，这些孩子因为过早的接触社会的阴暗面，最终往往会沦为犯罪份子。而更残忍的是那些把小孩“制作”成畸形人行乞的团伙。
马睿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些人都应该判死刑，但法律却无法让他如愿。虽然法律规定拐卖儿童最重可以判无期甚至是死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很少能够判到这么重。马睿在办案过程在办案过程中接触过许多个被人贩子毁掉的家庭，许多家庭都面临着离婚、分居，有的家庭有不止一个人精神失常，甚至有的家庭中某些成员已经自杀。那些人贩子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孩子的人生，毁灭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家庭，但法律却没办法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真是一种悲哀。
“天台连环杀手”的出发点也许就是这样。
有时候马睿会在心里想，他的目的是好的，但他却走错了方向，更用错了手段。以暴制暴，不管在什么借口之下，都是错误的。
在他犯下更大的错误以前，一定要抓到他。
已经确认的第一起“天台杀人案”发生在今年的3月4日，受害人是近郊老王村的村民李富江，尸体被藏在他家附近的一幢废弃居民楼顶天台的花台里。据专案组事后分析，他被杀的原因是“不孝”，这也是心理专家分析凶手父母早亡的原因之一。作为第一起案件，专案组曾进行过非常详尽的调查，但却没有找到任何可能的嫌疑人。
但马睿却在看过资料后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真的是“他”第一次作案吗？
“他”在6月份开始改变作案的手法，这说明“他”的作案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在持续地调查中，鉴证组已经确认“他”在不断的完善着自己。
那么，会不会他此前已经开始作案，只不过没有那么张狂，也没有那么频繁？
连环杀手的一次作案往往发生在他的身边，仓促且破绽较多，如果马睿的推论正确，案情也许会有重大进展。
曙光也许就在眼前了，但新的问题是：如果这不是第一次，那“他”第一次作案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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