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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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过去的怪异，已变成今日之时髦。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如今，广州人或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仿效广州人大兴土木地装修自己的住房，用电瓦罐煲汤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胆和蛇血泡进酒里生吞，大大地抬起了当地的蛇价。这些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都是从广州人那里学来的，但广州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他们的“正宗”。总之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和“炒更”，自然也学会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或把当国家公务员称为“给政府打工”（广州人自己则称之为“打阿爷工”）。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
似乎谁也无法否认，广州和广东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生猛鲜活”也最强势的地域文化。
但显然，它又远非是“地域”的。
以“挡不住的诱惑”风靡全国的广州和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首富之区”，这才使他们那怪异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只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顶多和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沈阳平起平坐罢了，尽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粤菜和好听的广东音乐。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们当回事。
现在可就不一样，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潮流。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为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开放在广东首先获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曾感慨系之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其实，这不但是时势所使然，也是地势所使然，甚至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广东，才担当得起这一伟大实验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使这一实验大告成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全面启动改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铺开的只有农村的改革，而可以并应该对外开放的也只有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这两个位于东南沿海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败也不会影响大局，继续闭关自守却既不现实，也甚为可惜：港澳台的经济繁荣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弃与之合作的机会，放弃对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利用，也等于错失良机。
第九章 世纪的鲇鱼行（5）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广东闯出了发达和繁荣，福建则要相对滞后一点。比如同期成为特区的厦门，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厦门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湾对厦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香港之于深圳外，广东有广州而福州远不能和广州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州，仅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会如此成功。因为特区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广东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广州来创造和代表的。这是广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并不代表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它们有许多并不属于这些文化个性的东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于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的，甚至还有某些抵触之处（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欢上海人）。广州却是深深植根于广东文化的。广东人现在可以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太脏太挤太嘈杂），却不会不喜欢广州文化。事实上，广州代表的，是广东文化中现在看来比较优秀和先进的东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却有不少要靠厦门而不是福州来代表。可以说，正是广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为整个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读。
广州，是连接过去（化外之地）和现在（经济特区）的中介点。
因此，尽管它的“生猛鲜活”是属于现在时的，它的故事却必须从古代说起。
二、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番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番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番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第九章 世纪的鲇鱼行（6）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来，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而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