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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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里不乏岐见的经典大家们对广东文化的根的理解却是相同的。广东文化的根在哪里？在黄河文化。不论广东文化受了多少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黄河文化的基因仍然因因相袭，代代相传。这个脉络在《九章》中是清晰的，在许多广东人的脑子里是明确的。从任嚣、赵佗、马援们带领的将士拓边，一直到南北朝、宋末、明末为避战乱的北人南迁，绵绵道路上的足迹，都牵动着黄河文化的血脉。上世纪90年代，一次我到潮州出差，与一位当地领导闲谈，我问潮州人是从哪里来的，他笑说：“是从你们家乡河南来的。”我不太相信，他又说“不仅广府人、客家人是从中原来的，我们潮州人也是从中原来的，而且来得还要早。潮州人是在东晋时期由中原南迁的。”为了证实他的话，他说到如今潮州人还保留为死者“过黄河”的风俗。头七要为死者举办“过黄河”的仪式，不到黄河心不死，“过了黄河”才是魂归故乡！这位当地领导的话，令我砰然心动。
范若丁：晶体的广东文化形态（2）
《九章》收辑这么多经典大家关于广东的作品和言论，实属不易。但不知为什么不将郁达夫收进去。郁达夫于1926年3月同郭沫若、王独清一起来到广东中山大学教书，郭沫若于当年6月即参加了北伐军，郁达夫一直授课至12月15日始离去。鲁迅在他离去一个月后到广州。这几位大家，郁达夫在广州居留时间最长，并且写了《劳生日记》、《广州事情》涉及广东风俗及政局的文章，不知为何不予收入。建议编者在该书再版时考虑收进。另一个建议是：可考虑编一部反映解放后五十余年广东发展变化的文集，作为《九章》的续篇，名《九歌》可乎？
2006年2月15日
编者简介
主编黄树森，1935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文学评论家。195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作品》编辑组长、编委，《现代人报》副主辑，文学理论刊物《当代文坛报》副总主编、主编，编审。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全国文学创作广东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联第六、七次文代会代表。著有《题材纵横谈》、《手记·叩问》等。其中，关于题材的四个基本规律论文，获广东省首届文艺评论奖；主编大型理论书链《叩问岭南》获1996年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提出了题材主客观论、新时期以来的岭南新文化是“吸吮了市场经济元阳所爆发的新文化相变，密集着现代文明因子新派生的新文化建构”、“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代新文化”等理论，理论专著《手记·叩问》获2003年广东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广东省优秀图书奖。并于1978年，最早撰文否定〃文艺黑线论〃的理论。其后，首次引进白先勇的小说和香港新派武侠小说，1997年首次提出文艺评论的〃物化〃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
副主编刘卫国，男，1970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1988年至199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2年至1995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5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学术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有著作《文人心灵的历史回声》（与人合著，第一作者，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即将出版。
副主编周松芳，男，１９６９年生，湖南人。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导师为著名学者黄天骥教授。学位论文《刘基研究》被答辩主席、南京师大大特聘教授钟振振先生誉为他“近20年看过的一百多部博士论文中第一流的论文”。目前，该论文已高票入选广东优秀社科基金岭南博士文库，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研究岭南文化，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编辑出版《名家评说〈白门柳〉》，为《广东电视剧精品集成》（八卷本）特邀文字撰稿人。现为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
副主编于爱成，笔名于今，1970年10月生于中国山东，副研究员，副编审，民俗学博士，文化学者。先后任职于广东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深圳特区报社、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现任深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著有《狂欢季节》、《文学的文化阐释》、《从流行音乐看中国》（韩文版）等专著。荣获鲁迅文艺奖等多个奖项。
广东九章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潜伏的争议结（1）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充满争议。不仅普罗大众意见纷纭，就是经典大家也看法各异。这些意见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争议结。
孙中山指出，“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苏曼殊却批评“广东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质”。潘光旦表示“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鲁迅却担心“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林语堂发现“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胡适却感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陈寅恪预言“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钟敬文却埋怨“为什么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梁启超赞美“中国人中最具美质者，唯广东人为最”，陈公博却揭露“广东的空气，充满嫖赌及势利发财的空气”。
这些争议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似乎离今天又并不遥远。从“历史”中，我们似乎读到了“现在”。广东人确实是“奋发有为”的，广东在20世纪末打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小富即安”的心理满足、靠租赁度日的兴旺发达、遍布城乡的“二世祖”现象；习惯于坐地经商、血缘经商，疏离实业和团队的狭隘务实观念；偏好于眼前发展，鄙薄务虚和长远考虑的日常性短视思维，是否也潜伏着鲁迅所担心的“懒人享福”的危机？“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的学术思想在19世纪曾经走在全国前列，但是进入20世纪后，广东似乎跟不上新文化的步伐。胡适的感慨并非无的放矢。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一代大儒陈寅恪曾经在广东身上寄予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殷切期望，但是，这一愿景似乎至今没有实现。广东能否担起这一期望？广东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学术文化？广东曾经得时代风气之先，但是，广东似乎又有点像“穿堂风”，这风最后都吹向了别的地方，难道广东文化的功效，真的像余秋雨所形容的“早茶和花市”一样，只满足日常性和季节性的消耗？
不信青史尽成灰，这些话题的反思、探究、延伸，难道在今天没有鲜活的、补偏救弊的当代意义吗？
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龙应台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她的《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等著作曾多次再版，被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近年来她又接连推出了《人在欧洲》、《百年思索》等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1
你到过广州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藉，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掠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第一章 潜伏的争议结（2）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1月21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沉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赵佗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