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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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珊逝世整整十年了。说真话,我想到她的时候并不多,但要我忘记我在《怀念萧珊》中讲过的那些事,恐怕也难办到。有人以为做一两次报告,做一点思想工作,就可以使人忘记一些事情,我不大相信。我记得南宋诗人陆游的几首诗,《钗头凤》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诗人在四十年以后“犹吊遗踪一泫然”,而且想起了四十三年前的往事,还要“断肠”。那么我偶尔怀念亡妻写短文说断肠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我不是在散布失望的情绪,我的文章不是“伤痕文学”。也没有人说陆游的诗是“伤痕文学”。陆游不但有伤痕,而且他的伤痕一直在流血,他有一些好诗就是用这血写成的。七百多年以后,我在法国一位学哲学的中国同学那里读了这些诗 ①,过了五十几年还没有忘记,不用翻书就可以默写出来。我默念这些诗,诗人的痛苦和悲伤打动我的心,我难过,我同情,我思索,但是我从未感到绝望或者失望。人们的幸福生活给破坏了,就应当保卫它。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
据我看,最好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要谈未来,当然可以。谈美满的未来,也可以。把未来设想得十分美满,谁也干涉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未来,而且都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各种的努力。未来就像一件有可塑性的东西,可以由自己努力把它塑成不同的形状。当然这也不那么容易。不过努力总会产生效果,好的方面的努力就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产生希望的是努力,是向上、向前的努力,而不是豪言壮语。
客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说:“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
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初听初看时我感到精神振奋,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无动于衷了。我看,别人也是如此。谁也不希罕不兑现的支票。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最近遇见几位朋友,谈起来他们都显得惊惶不安,承认“心有余悸”。不能怪他们,给蛇咬伤的人看见绳子会心惊肉跳。难道我就没有恐惧?我在《随想录》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正因为我有恐惧。不用说大家都不愿意看见十年的悲剧再次上演,但是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单靠念念咒语,签发支票,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难道对于我们的未来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阴影就可以撒手不管?我既然害怕见到第二次的兽性大发作,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恐惧埋葬在心底?为什么不敢把心里话老实地讲出来?
埋葬!忘记!有一个短时期我的确想忘记十年的悲剧,但是偏偏忘记不了,即使求神念咒,也不管用。于是我又念起陆游的诗。像陆游那样朝夕盼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爱国大诗人,对于奉母命离婚的“凡人小事”一辈子也不曾忘记,那么对于长达十年使几亿人受害的大灾难,谁又能够轻易忘记呢?
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十年的灾难,给我留下一身的伤痕。不管我如何衰老,这创伤至今还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带着分明的爱憎奔赴未来。纵然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也还有未来,而且我还有雄心壮志塑造自己的未来。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躲避读者们的炯炯目光。
四月十四日
解剖自己(1)
《随想》第七十一则发表好久了,后来北京的报纸又刊载了一次。几天前一位朋友来看我,坐下来闲谈了一会,他忽然提起我那篇短文,说他那次批斗我是出于不得已,发言稿是三个人在一起讨论写成的,另外二人不肯讲,逼着他上台;又说他当时看见我流泪也很难过。这位朋友是书生气很重的老实人,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经常听见造反派在背后议论他,摹仿他带外国语法的讲话。他在大学里是一位诗人,到欧洲念书后回来,写一些评论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很尴尬,我有时看见他“靠边”,有时他又得到“解放”或者“半解放”,有时我又听说他要给“结合进领导班子”。总之变动很快,叫人搞不清楚。现在事情早已过去,他变得不多,在我眼前他还是那个带书生气的老好人。
他的这些话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我记起来了:我曾在一则《随想》里提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杂技场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并没有描述大会的经过情形,更不曾讲出谁登台发言,谁带头高呼口号。而且不但在过去,就是现在坐在朋友的对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就老实地告诉他:用不着为这种事抱歉。我还说,我当时虽然非常狼狈,讲话吞吞吐吐,但是我并没有流过眼泪。
他比我年轻,记忆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说法,因此他继续解释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使他安心,我讲了不少的话,尽可能多多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杂技场参加批斗会的次数不少,其中两次是以我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另一次是电视大会,各个有关单位同时收看,一些靠边的对象给罚站在每台电视机的两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会上发言,我至今说不出来,这说明我当时就不曾把他的话记在心上。我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牛鬼”,谁都有权揪住我批斗,我也无法将每次会、每个人的“训话”一一记牢。但是那两次大会我还不曾轻易忘记,因为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头一次,我毫无经验,十分紧张。
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你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相当可怕。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初次挨斗我既紧张又很小心,带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上台,虽然低头弯腰,但是不曾忘记记下每人发言的要点,准备“接受批判改正错误”。那次大会的一位主持人看见我有时停笔不写,他就训话:“你为什么不记下去?!”于是我又拿笔续记。我这样摘录批判发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没收了这些笔记本,还根据它们在某一次会上批斗我准备“反攻倒算”,那时我已经被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两次杂技场的大会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电视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两次会上我都是一直站着受批,我还记得电视大会上批判结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时,我一下子提不起脚来,造反派却骂我“装假”。以后参加批斗会,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争取坐下,我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也取得一点经验了。我开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种“改造”是并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话鼓舞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我从一个批斗会走到另一个,走完了数不清的不同的会场,我没有看见一张相熟的面孔。不是说没有一位熟人登台发言,我想说那些发言并未给我带来损害,我当时就不曾把它们放在心上,事后也就忘记得一干二净。
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里容得下许许多多芝麻大的个人恩怨!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2)
解剖自己的习惯是我多次接受批斗的收获。了解了自己就容易了解别人。要求别人不应当比要求自己更严。听着打着红旗传下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又能经得起考验?做一位事后诸葛亮已经迟了。但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不会再走过去走的老路,也不会再忍受那些年忍受过的一切。十年的噩梦醒了,它带走了说不尽、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事决不能再来。
“该忘记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们的未来还是在自己的手里。”我紧握着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门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西湖
一年过去了。我又来到,还是在四月。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也还是一间带阳台的屋子,不过阳台小一些。房间面对西湖,不用开窗,便看见山、水、花、树。白堤不见了,代替它的是苏堤。我住在六楼,阳台下香樟高耸,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