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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

随想录-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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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日写完   
  怀念一位教育家(1)   
  有一天,科学家匡达人同志对我谈起她的父亲,我说我打算写一篇怀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着。一年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其实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写这篇文章。那时我刚从广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经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国的梦》)里加了这样的一段话: 
  对于这个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 
  《南国的梦》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游记《旅途随笔》里面,是我初到广州时写成的。这年春天我离开上海前曾经去医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医院,我到了那间单人病房,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说是肠癌,动过手术,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泪,我不敢多看他那张带着痛苦表情的瘦脸,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咬着嘴唇,轻轻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们走出了医院。 
  在广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空下来和一位广东朋友在一起,我们总要谈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并不熟,我同他见面较晚也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常常用敬爱的语气谈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了解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岁,是为了他和朋友们创办的立达学园献出自己生命的。我没有在立达学园待过,但我当时正住在那位广东朋友创办的“乡村师范”里,跟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学校设在小山脚下三座并排的旧祠堂内,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我作为客人住了五天,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我和广东朋友谈起,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他说:“我是匡先生的学生,不过照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我说:“要是他来看一看多好!”广东朋友叹息说:“不可能了。不过他的思想会鼓励我们。”他含着眼泪加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我相信他的决心。我想到在上海医院里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兴奋起来:“只要思想活着,开花结果,生命就不会结束。”我却没有料到两年后,这个师范学校由于省教育当局的干涉停办了。 
  互生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家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安徽朋友带我去的。房里陈设简单。学生们常来找他谈话。他对他们讲话,亲切、详细。我在旁边也感觉到这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像是一位和蔼的长兄。那两天我刚刚听到关于他对待小偷的故事,学校厨房捉到偷煤的贼,送到他那里,他对小偷谈了一阵,给了两块钱,放走了,劝“他”拿这笔钱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学生宿舍捉住一个穿西装的贼,他让贼坐下来,同“他”长谈,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好好地开导“他”,后来还给“他”介绍工作。他常说:“不要紧,他们会改好的。”我和几个朋友都赞成他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佩服他的改造人们灵魂的决心和信心。他从不讲空话,总是以身作则开导别人。 
  立达学园不是他一个人创办的,可是他一个人守着岗位坚持到底。有一个学期他为学校经费到处奔走。我去过他的家不多久,那里就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了,学校也只剩了一个空架子。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中的事。停战后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湾看立达学园的旧址,屋顶没有了,在一间屋子里斜立着一颗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在另一处我看见一只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这次到江湾是来找寻侵略战争的遗迹;互生先生却是来准备落实重建学园的计划。 
  学校重建起来,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经熬尽。学园七月恢复,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肠癌进医院动手术,他起初不肯就医,把病给耽误了。开刀后,效果也不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钱。我还记得在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读到一篇赞美互生先生的短评,说他为学校筹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马路上被车(人力车吧)撞倒,给送进医院诊治。医生要他每天喝点白兰地。他离开医院后,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兰地,花去八角。他说:“我哪里有钱吃这样贵重的东西?钱是学校需要的。”他以后就不再去喝白兰地了。 
  手边没有《中学生》,我只记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当做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灯灭了,我感到损失,我感到悲痛。 
  还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战区,只好在两位留日归来的朋友的住处借宿。后来我在环龙路一家公寓里租到一间屋子,那两位朋友也准备搬家。没有想到过两天那位姓黄的朋友忽然来说,姓伍的朋友让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况,原来伍到他友人林的住处去洗澡,刚巧法国巡捕因“共产党嫌疑”来逮捕林的朋友郑,结果把三个人都捉走了。朋友们到处打听,托人设法,毫无用处,我们拿不出钱行贿。有个朋友提起匡互生,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他认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马上找李写了一封保证无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叩我的房门,原来是互生先生。他进了房,从公文包里掏出李的信,拿给我看,一面说:“信里只有两个名字,对姓郑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写进去。那么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来。不用说,被捕的人都给保释出来了。朋友伍今天还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这件事情。   
  怀念一位教育家(2)   
  八月二十二日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1)   
  陈仲贤先生把他写的访问记的剪报寄给我,我读了两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编译室”楼上的学习,北京某招待所楼下的长谈,我都还记得。我不把他看做一个记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读他的文章,我感到亲切。不过他同我接触不够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随便谈一两件,例如我和其他几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为了实现“四人帮”“砸烂作家协会”的阴谋;另一方面又做给人们看:对我这个人他们也落实政策,让我有工作做。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这之前我们在巨鹿路作家协会旧址学习。作协的名称已经取消,合并到“文化系统四连”里,当时常有小道消息说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许会放我回家,因为我已年过七十,“文革”以前我并不在作协上班,也未拿过工资,我又无一技之长,只有一点虚名,“文革”期间连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说我是一只“死老虎”,毫无用处。没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学习,那位工宣队出身的四连党支部书记在门口看见我,叫我跟他到楼下东厅里去。两年前也是在这里,他向我宣布“市的领导”决定,将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处理,不戴帽子”。这是“四人帮”的语言,说“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顶你自己看不见的帽子。没有文件,他只是翻开一个笔记本念出几句话。我没有抗议,也没有质问,当时我仍然听话,我想到“文革”前开了头的《处女地》的改译本,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是过两天他在学习会上向群众宣布关于我的决定时,就加了一句:“做翻译工作。”我想:“也好。”从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处女地》躲在楼上小屋里工作。全书译完了,支部书记也没有查问过一句。这次到东厅他坐下,仍然没有文件,连笔记本也不拿出来,只是口头宣布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报到。我仍然没有抗议,不过我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我年老多病的情况。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组织处报到,又给派去“编译室”,“编译室”是出版翻译图书的,当时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从作协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艺编辑室,我一个人却给派到“编译室”,这意味着把我赶出了文艺界。 
  拿着组织处的通知回到家里,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忆了过去几年间的事情。对“四人帮”及其招牌口号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过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当做自己应得的惩罚。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第二天我去“编译室”报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见我的是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我便向他说明我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参加学习,一个星期来两个半天。他起初想说服我参加工作,我坚持有病,他终于让步。我就这样进了“编译室”。和在“文化四连”一样,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单位参加学习,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听同志们“开无轨电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到了必须表态的时候我也会鼓起勇气讲几句话,或者照抄报上言论,或者骂骂自己。但在这里我发言的机会不多。不像在作协或者文化干校“牛棚”,每次学习几乎每“人”都得开口,我拙于言辞,有时全场冷静,主持学习的人要我讲话,我讲了一段,就受到了围攻,几个小时的学习便很容易地“混”过去了。换一个人开头发言也一样受围攻,只要容易“混”过学习时间,大家似乎都高兴。到了“编译室”,学习时间里气氛不太紧张,发言也比较随便,但是我已经明白这样耗费时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和陈仲贤先生就是在学习会上认识的,他到“编译室”比我迟几个月,他经常发言,容易引起人注意,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我觉得他是个不甘心讲假话的忠厚人。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曾同他交谈,当时多认识一个人,可能多一些麻烦,说不定旁边有人打小报告,也有可能对方就会把你出卖。多说一句话,也许会添一个罪名,增加别人揭发的材料。还有一些人小心谨慎,街上遇见熟人不是转身躲开,就是视若无睹。陈仲贤先生说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起初我只有崇拜和迷信,后来对偶像逐渐幻灭,看够了“军代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认识陈仲贤先生的时候,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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