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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部分

随想录-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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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革”博物馆(2)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六月十五日   
  二十年前(1)   
  近来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好像我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来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也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便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难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 
  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办公,这次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非常空虚。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加害怕,可以说是已经自己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画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   
  二十年前(2)   
  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存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 ① 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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