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千岁寒 王朔-第1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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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 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 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 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 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 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 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 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 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 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 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 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 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 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 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 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 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 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 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 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 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 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 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 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 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 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 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 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 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几个书商也赶上 了这个潮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 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 的颠覆性。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 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遗 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 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识权力。语言权力 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 机构啦、疯人院。医院、保育院。监狱。兵营、工厂，以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 学……），越到现当代，知识、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越间接、越暧昧，以至于知 识及其制度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的一大独立权力。而在中国，知识权力 一向跟政治权力联姻，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 王朔：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比如“四大发明”之类的。 老侠：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结构中，好的东西无 法升华、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 象，不仅有远洋的新大陆发现，还有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学，一套完整的现代观念和现代 科学。 王朔：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是由儒家思想来的，包括日本，余英时、 杜维明等人是“新儒家‘吗？ 老侠：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 制的自由主义化。香港的背后是英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自由 主义世界的观念、制度、技术、教育、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 赖于美援及美国的市场，日本二战后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美国人 给日本人写的宪法。整体的结构根本转变之后，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伦理才会发生积 极的作用。余英时、杜维明等人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学术训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用 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余英时论述中国佛、道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应用而已。不过是犄角旮旯东拼西凑地找些资料，论证明清两 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根本没有说服力。余英时无法用这种论述推翻中国古代没有 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再如杜维明，和李泽厚一起倡导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二十一世纪是 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抛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究竟能不能保证一个学者的公正不谈， 我们想问，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维明，为什么不回到他怀恋的中国文化中来生 活？大陆不行，还有台湾和香港。 无论是海外的华裔学者，还是国内的学院派，他们的本土化、规范化用的全是西化 的方法与概念。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还奢谈什么本土化？！ 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维特根斯坦说，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 选择什么样的思维，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我们走向现代自 由社会的理论支点，找不到方法，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 朱苏力，这几年专门谈法治的本土化，说中国的乡村有习惯法，靠宗族的权威解决纠纷。 并抓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来论证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法等于刑。没有立法精神的 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 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 逼到了”码字“上。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 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 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 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 么，他也不说话。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 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 对骂，没什么区别。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 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 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 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 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 的危害那么大。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 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 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诚实这种 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比如鲁迅，从几千 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就是大 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 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 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 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 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 的”身体政治学“。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 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潮头，硬 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 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 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 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 赚钱又赚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现在都做书了，与他们接触，觉得堕落 了，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堕落得真实。而那些学院派假 模假式的，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还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还要混 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