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千岁寒 王朔-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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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很多诸如“认贼作父”、“不稂不莠”等成语我都是那时学会准确运用的，并对“闻风丧胆”、“不打自招”之类的成语有了切身体会。我在那些天说过的肉麻话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最著名的佞臣一生说得都多，妓女听见都要脸红。我吃惊地发现，一旦需要，我胁肩谄笑的本领不比任何人差。
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如同大灾之后必要开仓放粮一样。像虫子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对杜梅的歇斯底里和恐吓症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隔一段不闹，我还会蓦然一怔，若有所失：“咦，这阵怎么没闹？”
我曾经试图弄清她发作的周期和间歇规律。有聪明人讲过这和女人的月经周期有关系。还有人认为和潮汐、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据我观察和记录，也不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每次单独外出回来，必要寻衅滋事，当天不闹，隔天也要发作。她外出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去几次，有时数月不去。她对这种目的不明的外出的解释是：去看一个她家的老邻居，此人曾从生活上关心过她。
制怒。我在白纸上蘸墨挥毫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然后工工整整地题款：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
杜梅笑完把纸一把撕了：“少来这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潘佑军弹了一遍托先生的陈词滥调，引申道：“我老婆也跟我吵。”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 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还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给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直、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
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
令我自豪。
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还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
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
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
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白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
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
她看也不看一眼。
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
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
“你们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
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佑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吗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
“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啊，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门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
“我就喜欢这套。”
“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
“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子。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
“别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
“我这人内向……”
“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
“不不不。”
“那你就说！”
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
“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
“是。”
“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
“嘿，贾玲，干吗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
“没干吗，出去了一趟。”贾玲淡淡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
“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走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肩膀上亲昵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
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
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你就对我这样？”
“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
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
“瞧你那无耻的样子。”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页狂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
“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
“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
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