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千岁寒 王朔-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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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父亲……”
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一九六五年到现——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
“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
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
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那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枯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黯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
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儿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
“反正我也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路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气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
“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遛达,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那是本政治辅导材料。
“看这种书干吗?”
“没事,看着玩。”
“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
“你瞧我不是挺好?”她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
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
“不喝。”我说。
“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憋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
“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
“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
“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你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
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分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
“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
“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你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
“也怨我自己,那么仓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
“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梅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来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己。”
我没说话。
“哎,”她忽然高声,胳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
“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
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
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衣,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
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园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辖一些由从良妓女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
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
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
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
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
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有时去城东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