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九大阶层调查-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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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消失。第四，股权、村民、人口和房产等四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没有建立一种开放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第五，由于没有摆脱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村落没有真正变成城市社区， 社区管理没有职业化农村一户一栋的宅基地模式，没有实现向城市单元住宅模式转型，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宅基地屋村管理模式没有实现向城市物业管理模式转变，由私房出租的发展模式没有实现向产权洒店式的经济管理模式转变，原农村集体企业没有从根本上转型，成为一个分配性、福利性、社会性组织。
从2003年10月开始深圳市决定第二次城市化，计划到2004年底，
特区外有农村建制的城镇将变成街道办事处，现有的27万农民将全
部变成城市居民，深圳将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深圳第
一农村城市化得出的启示是：不能简单地给他们一个城市居民的身
份来追求城市化的进度，而更重视城市化的质量。第二次城市化吸取
了这个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党建、机构设置、资产评估、土地权属、发展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管理、户籍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学校教育等10个面的配套政策。但要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仍任重道远。
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存在的五大忧引起了人们的心理反映。一是不公平感，人们对于由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不等同的竞争点造成的分配不公，特别是对那些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和非法手段攫取大量社会财富而造成的分配不公深痛恶绝，这是对阶层分化在起点、规则和结果各方面不平等现象的自然反映。二是受挫感，一些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或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的人，在心理失落中，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改变现实的挫折感。三是危机感，尖锐的社会问题，使人们经受了许多心理痛楚的煎熬，阻碍了公众在积极认同和参与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问题形成共识，容易产生相互疏离，甚至相互对立的意识。这些充分说明，深圳的社会阶层结构存在基础不稳，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社会凝聚力不够，阶层分化不平衡等问题，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发展的高度，来分析和应对这些问题。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1）
深圳现在已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了，创业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及其承受能力在民众中大大增强，人们已经具备个人创业、个人竞争和承担风险的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多元化，新利益格局形成，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机率和摩擦系数增加，要求地方政府要积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高举社会公正大旗，把推进社会阶层分化健康发展和建构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作为具有基础性价值作用的内容，纳入思路设计、制度安排、机制塑造和社会政策选择中，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不合理现象加以遏制，防止阶层分化演变成一种弱肉强食式的混乱景象，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整体发展思路的设计
当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反思过去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时，不难发现过去指导改革的思想确实存在着缺陷………改革中我们忽视乃至扔掉了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
这一缺陷在深圳也有表现。深圳社会发展缺少一个战略性的、长远的科学的总体思路和宏观部署。对如何完整地认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构建，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如何完成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等基本问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导致了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机制塑造的力度不大和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长腿”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短腿”现象：2002年深圳市科学、教育事业费支出分别只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53％和121％，在全国23个大中城市中分别位居第15和第21（1），与先进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
社会进步决不是单纯表现为经济因素的增长，而是表现为社会各系统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增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要求五个统筹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充分说明党在社会发展理念上的高度重视和自觉。地方政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设计社会发展的思路，着力用新思路、新招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1）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蕴含着社会公正原则，它既强调发展经济，又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协调发展。它既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基本需求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贫富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努力降低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使这些改革的代价主体尽快成为利益主体，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又要求尊重强势群体的独创个性、创新能力和业绩贡献。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切实解决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分配等方面问题；处理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
（2）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 。第一，这是社会分化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所必需。一定社会的阶层结构，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总量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导着社会分化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彼此交换其地位的总体后果是失大于得的人多于得大于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很难说是良性的，而且在较多社会成员失大于得的条件下，就会容易出现动荡。第二，这是实现高层次上的社会公正所必需。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最终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只有馅饼做大了，公平分配和减少贫困才不会变成空头支票。第三，这是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需。社会不稳定与其说是源于社会分化或收入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源于国家的贫困，经济增长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地方政府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
1980～1999年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12％，超过同期全国平均增速20多个百分点，而且超过了西方国家级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速度，也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 按国际上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5％为经济奇迹的说法，深圳被国外人士称为“一夜城”就不足为奇了。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看，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基本稳定，所以特别应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200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决策，是高瞻远见之举。但是，我们在理解上，在实践中，不要把速度与效益对立起来。时下在深圳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与北京、上海等地比较，不比经济总量，不比发展速度，要比质量，比效益。这在认识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难道经济总量与质量、效益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吗？世界上，经济总量大、质量、效益佳的例子比比皆是。经济总量在综合竞力中是最重要的指标，经济总量上不去，教育和人民生活才能上去。是不是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呢？虽然深圳的经济总量在国内大城市中名列前茅，但离世界先进城市还差得很远（2003年深圳GDP286051亿元，而面积比深圳小得多的香港达1592亿美元），在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方面，只要深圳经济总量不做大，经济做强就是一句空话；不以比其他城市快的速度发展，“效益”深圳也只能是遥远的梦想。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2）
（3）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市场化改革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计划经济所内生的低效率，因此，市场化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过去深圳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才使深圳社会结构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未来只有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解决社会结构变迁中出现的或尚未暴露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市场化改革， 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形成电梯效应，市场各个参与主体的责权利更加明晰，损害公正的权力的生存空间会减到最小。
二、勇于制度创新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阶层分化和流动必须得到旨在体现起码公正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支撑和引导，才能鼓励社会个体更加勤奋地工作，鼓励个体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这正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内在活力，是否能够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深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在制度创新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找到其症结和解决的出路。因为现在的症结是， 一方面，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大潮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支撑这股大潮的制度供给乏力成了处理各种矛盾的一个瓶颈。这就需要靠制度创新，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来打通瓶颈。过去，深圳之所以能在社会阶层和流动方面走在前边，就在于它既按照中央的规定动作去做，又敢于大胆去试，并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自选动作；如今，深圳要继续走在前面，仍需要通过加快和加大创新的力度、速度和强度，对一些还在严重影响着各阶层深度转化的制度松绑。
户籍制度创新。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对户籍制度问题
一直保持高度清醒和自觉，总会选择在适当时候改革户籍制度。尽管户
籍制度的坚冰已经在深圳融化， 但是社会流动特别是农民向上流动仍步
履维艰。深圳从1987年对户籍进行控制，1997年的《深圳市居民按比例就业暂行办法》，对各种行业中本地居民的就业比重作了硬性规定。 这些政策出台尽管事出有因，但仍可见户籍制度的影响。
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目前全国范围呼声很高，个别地区已作了政策
性的调整。在各地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外来人口聚集地区
的深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显得落后， 深圳市相关群体、舆论界发表了
放宽户籍限制的种种意见和建议。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有难度，但这
种难度不一定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困难也不能当作不改革的理由。深圳
完全可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某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如逐步降低入户门
槛， 放宽调入政策，大量吸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专长的人才，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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