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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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十章（6）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和曹叔一家以及其他亲友家都相继动荡飘移，曹叔八娘在70年代初带着三个女儿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八娘的状态可谓没心没肺，曹叔的状态则可谓不知所措。记得八娘在所谓“派仗”兴起后还到我阿姐家去过，那时我父母正从张家口来到阿姐处躲避武斗，她竟若无其事地向我父母描绘了如下的开斗场面：“……开会开到一半，咦，就冲进一群人来了哇，手臂上都戴到起一尺长的红箍箍，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那一派的‘送瘟神敢死队’，他们二话不说，抓起空板凳就朝台子上摔哇，完了！会场乱成一窝蜂，我就跟到起喊：‘莫打架哟！’结果，也不晓得哪个人把我一推，差点儿就推到了别个脚底板下头哟！……”讲至此她竟呵呵地笑了起来，急得母亲拍着她手背说：“八妹哟，好险哪，你怎么就不躲开嘛！他们打，跟你啥子相干嘛！”八娘频频点头，却似乎并不感到处在那么荒谬的情景中应当感到恐惧或悲凉。也还可以理解，八娘不是党员，不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还不够格，两派都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都对她忽略不计，因此她心理压力不大。曹叔在部里是个副处长，也不算什么引人注目的“当权派”，但两大派斗起来，他却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夹在当中，态难表，步难迈，结果似乎是投向了保谭震林的那一派，被另一派视为了“老保”，这下子就追究到了他的出身，他的“陈世美式行径”，乃至他曾“用漫画向党进攻，属漏网右派”，等等，等等；他们下“五七”干校前我曾去看过一次曹叔和八娘，曹叔拉我喝白酒，反常地不用酒菜，只用几个蒜瓣下酒，并且头一回所答非所问，还喃喃自语，最后竟语无伦次，我不知该怎么好，倒是八娘一旁劝解说：“完了！天又没塌下来，啥子不得了的事，把自己愁死了，不倒中了那些砍脑壳儿的奸计！”最后八娘给我们一人剥了一只热气蒸腾的肉粽子，逼我们停下喝酒而吃那粽子。
到70年代初，二哥、阿姐，还有曹叔、八娘他们，都离开北京，下放外地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京城西北隅，仿佛一只缩在墙缝里的土鳖虫儿，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会怎么样，勉强打熬着灰暗压抑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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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的日子毕竟也是日子。日子的好处就是会流动，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它反正会带着你往前移动。灰色的日子里毕竟也还有亮点。即使像芝麻粒那么大的亮点，也总能放出点暖心窝儿的微光。那几年里，亲友们从外地寄达我那个胡同杂院小小东屋里的书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点，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从河南“五七”干校的来信，厚厚的一叠信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使我惊喜不已。原来那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他坐着小板凳，掀开床褥，以铺板当桌，几乎写了一整天，专为我。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写他对北京的怀念，写着写着就信马由缰起来，写到渴望能喝到一碗热豆汁，就着炸成金黄色的焦圈儿，或者起着许多小泡泡的薄脆；还渴望在北京小胡同里的大槐树下，让晚风把满树的槐花瓣儿吹落一头一肩；甚至渴望让春天的沙风扑面而来，从而嗅到一股“沙尘的香味”。他又写到在“干校”的生活，写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电影，整整两个多小时里所放映的全是有关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记录片，大家竟目不转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经映完意犹未尽。又写到有一天集合排队，步行十几里去镇子里一个广场，看县里一个剧团演样板戏《沙家浜》，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观众席又无坡度，结果除头几排外后面的人几乎都觉得看不见台上的演出，于是乎往前拥，于是乎争吵，于是乎推搡，最后竟至于大打出手，甘蔗头和甘蔗皮满天飞，人们的审美饥渴化为了一片原始的宣泄……读完这封信我非常忧郁，我强烈地思念曹叔，渴望与他同桌对酌，仿佛我能抚慰他那在深处寂寞着并憧憬着的心灵。
几年以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收到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复刊的《儿童文学》寄给我的一张“内部电影观摩票”，演出的节目是西方电影《蛇》。放映的场所是一处内部礼堂，我以一种空前的荣幸感凭票进入了那所礼堂，从下公共汽车起直到进入礼堂大门，我穿过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于试图抢票的人群；开始放映电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听到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不是银幕上传来的，而是已经紧闭的礼堂大门被由于极度想进场观看而未能得以进场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击，那声音清楚地表露着他们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脚踢而是用整个肉身在撞，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看不下电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这封信，我洞见了普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最纯朴的渴求与一种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出这种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子发酸。
四牌楼 第十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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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曹叔给我寄出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因为他回到北京后并没有来找过我，估计他也并没有喝到豆汁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并没有重温到槐花的芬芳与沙尘的馨香。
是组织上通知他并让他回到北京的。
北京那时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铁道，很大一部分修建任务由工程兵部队承担，该部队有一支庞大的汽车队，负责运输土方以及各种建筑材料；车队的司机大多是些十分年轻的义务兵，他们经验不足，特别是以往习惯于野外作业，到了这人烟稠密的城市难以迅即适应，自然也还因为北京人中总有那么不小的一部分对汽车并不怀着畏惧心理，特别是年轻的骑自行车人，从而常常酿出恶性车祸。
在那几年的许许多多这类车祸中，有一桩出在东单。一位工程兵的大车司机在慢车道上撞死了一位骑车人。撞死人的战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岁。那被撞死的小伙子骑的是一辆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凤凰车，手腕上戴着一块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全钢防震防水上海表。
工程兵部队十分重视每一桩他们属下造成的车祸，甚至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抽调了若干精明强干的人员，按部就班地处理每一桩有关事宜。这桩车祸发生后他们处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时、大度、精心。
他们查实了死者的身份，先主动到所属工厂致歉，并由工厂方面陪同到了死难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亲诚挚地致歉，不仅肇事者声泪俱下地跪到她膝前愿认她作自己的母亲伺奉她终生，肇事者一个班的战士全都诚挚地围住她向她宣誓：“娘！我们全是您的儿子！”部队不仅允诺负责全部殓葬事宜，并赔偿她5000元人民币的人身损失，肇事者所在班且拟承担她家的全部家务，从买米买煤买菜到做饭洗衣，乃至于要给她念报纸讲故事陪她唠嗑儿解闷儿。但那母亲对这一切的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如两个铜铃，嘴唇抿得细细的如一道刀痕。她坐在那里不哭不语，不动不晃。
她便是曹叔的原配。死于车祸的便是曹叔惟一的儿子。
我至今没有问过曹叔这回事。也不应当问。但我至今仍不免悬想，他那原配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如何生存于这人世？曹叔从来没有爱过她。她的公婆也不可能给予她爱。惟有由她输出己爱培植出的儿子能回报她以爱，使她灰暗的生命趋于明亮。他们母子相依的生活流程刚刚达于一个新的起点，十几年来她每天用多于十个小时的十指劳作（挑绣外贸桌布餐巾），含辛茹苦供儿子上完了中学，又蒙政府政策照顾，没有安排上山下乡而分配到了一所很大的工厂，在一个很大的车间里当上了车工，并且开始领回了工资，给她置买了新的衣衫和鞋袜，跟她反复地说：“妈，打今儿起就是我养活您了，您该歇着了！”还懂得给她往家里带她最爱吃的酱牛肉和京白梨，又在她督促下为自己置买了新自行车和新手表，谁料到这刚刚达到的新起点竟也是突然降临的终点。她失去的不是一个儿子而是生命的一切。她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冥冥中真有主宰么？谁这般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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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期，曹叔和八娘又回到了北京，带着表妹涓。涧留在了河南。在“五七”干校时，他们都以为再不能回到北京了，而涧已上完中学，所以就进了当地一家工厂当工人，刚得到那机会时，八娘还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表示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五七”学员的同龄子女都能进到那样一所国营工厂当正式工人，有许多只好到干校邻近村落里插队。表妹沁他们过继给了在上海的七舅舅和七舅母，使沁迅速成了一位满口嗲腔的上海姑娘。
曹叔和八娘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中，他们以往在北京从不曾住得那么糟糕，但他们却喜形于色，因为毕竟回到了北京又有北京的户口了。八娘一边招呼我和曹叔挤坐着喝酒一边念叨着：“就是小涧可怜啊！唉，当初真不如就让她在附近村子里插队哩，你说谁想得到呢？现在的政策是允许插队的办回来，进了国营工厂的倒一律不能随父母回北京，唉……”八娘经过干校的洗礼变成个十足的老太婆了，脸上添了许多的皱纹，并且不大显现原来乐观的天性，“完了！”的感叹也大为减少。曹叔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对比之下，他比八娘显得年轻许多，也许那天是刚刚洗过澡、理过发的缘故吧，我觉得曹叔比以往还英俊潇洒。他仍是喜忧不形于色，表情淡淡的，同我边喝边扯闲话，他嘴里谈的，远不如他给我寄来的信上写得那么丰富、生动，他基本上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这个那个，我说得很多，我问他什么，他有问必答，但都很简要。
四牌楼 第十章（8）
没多久就有“四人帮”倒台的大转折。曹叔的父亲从原籍回北京落实了政策，他自然不便与曹叔的原配去住，曹叔弟弟那里，或者是不欢迎他或者是他不愿去，结果就住到了曹叔那里，曹叔的住房条件并无改善。只不过多了一间厨房，老人就在厨房里搭了一块铺板凑合着住下。我直到这时才认识了这位曹爷爷，他衣衫破旧，但面容整洁，而且红光满面，下颏蓄着一撮白须，与长长的白眉相呼应，见到我蔼然可亲，礼数周全，说话露出一口完好的白牙，使我猜想到，他年轻时一定比曹叔更风流倜傥。同时我也默默地想：昔日有着一所大宅院的他，那土山上的亭子也比这低矮的厨房面积大啊，日推月移，如今他在京华中竟只能这样的存在，《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真是不能不服呀！
八娘原来同这位公公是互不相认的，因为公公认为自己的大儿媳是那位原配，而那位原配也尽心尽力地对他执媳妇之礼；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