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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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武汉的另一部分大学生造反组织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湖北大学则被排斥在外，并被“工人总部”指责为机会主义、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致使造反派内部发生内讧和分裂。由此武汉地区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香花派”和新派（以“新华工”为首的）“毒草派”。

武汉军区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而作壁上观，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马上派出部队占领红旗大楼，并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认定“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声明称：“武汉军区派部队占领红旗大楼是为了防止武斗，维持秩序。至于军队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杀气腾腾地宣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造反派有毛泽东的支持当然不肯罢休。“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接着又于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署名杨道远、朱洪霞、胡厚民，以示“工人总部”、“九一三”和“二司”是压不跨的。（注：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胡厚民；钢工总二号勤务员，钢工总的灵魂人物）

这一下整个湖北热闹起来了。

原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然后重建各级政权。但是从《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的五十多天时间里，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按照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方法派出大批工作组，希望这次的文化大革命也能在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领导下按部就班的进行下去，然后按照“反右斗争”的模式楸出一批所谓的“右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四十一人。中共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第一天，刘少奇对派清华大学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泽东插话，严厉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天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不指名地将矛头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还钦定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亲自在人民日报写评论，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并严厉指责“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刘少奇、邓小平及各省市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

八月八日这一天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所谓的《十六条》。早在七月初，陈伯达、王力等人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起草《十六条》。初稿写出来后又修改了二十几遍，直到最后毛泽东拍板定稿，至此《十六条》已经修改了三十一遍。它明确规定文革的任务和对像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向党政机关的全面夺权”。

八月八日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按原定计划全会一共开五天，通过了《十六条》后就进行最后一项日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但现在突然出现了这张大字报，全会已不能如期结束。从当天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于是龙颜大怒，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大骂刘少奇、邓小平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实行白色恐怖”，镇压群众运动，明白无误的指出中央还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严厉指责道：“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派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就有。”一通嬉笑怒骂，那些与会的中央委员一个个禁若寒蝉，弗敢逆鳞。

在六六年十月十三号，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准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就说过：“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攻击我们的时侯，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楸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党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子。”

据原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笔记记载，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前后的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要抓三十至四十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出要在武汉各高校学生中抓百分之五的右派。在文革刚刚开始时，王任重就抛出了武汉地区的“三家村”——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党委书记朱劭天，将这三人打成黑帮，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李达被迫害致死。现在却又把斗争的矛头向下，直指基层百姓，这与毛泽东“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所以文革一开始就出现了方向之争。

所以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和他本人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最后通过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二次点火，使红卫兵的“星星之火”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各地造反派的力量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是通过大串联连成一片。

有了毛泽东的上方宝剑，经周恩来的亲自委派和送行，他们一个个豪气冲天，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在南下点火的过程中，红卫兵学生联合当地的造反派组织成功地将斗争大方向从打击“黑五类”等牛鬼蛇神身上转移到了各级当权派的身上。

在武汉，《二八声明》和《严正声明》观点针锋相对，各造反派组织之间分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而在此之前几乎绝迹的保守派则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二八声明》，支持《严正声明》。

《二八声明》这一方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严正声明》的武汉军区这一方有军委文革小组撑腰，双方各执一辞，互不相让。

有分教：

刘邓倒台一瞬间，老陶命运紧相连。

何期二次又烧火，武汉抗争运数悬。

正是：毛泽东号召夺权，陈再道武汉抗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6。…第十五回　斩草除根姜军从容入狱

第十五回

斩草除根姜军从容入狱

提心吊胆铁戈纾难探监

话说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点火的红卫兵在武汉大闹一番后，又派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从武汉串联到全省各地区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有一支人马到了红州，发表了一篇大字报《我们的观点》，坚决支持红州地区各学校的红卫兵及“县总司”和“知青革司”的革命行动。并在各学校以及红州街头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慷慨激昂、极富煽动性的演说，极大的鼓舞了红州本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士气。他们的到来理所当然的得到了肖国雄、封老大等持钢派观点人们的欢迎和支持。

他们走上街头贴出各种大标语：

“坚决支持《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是香花！”

“红州地区必须大乱、特乱、乱深、乱透！”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油炸史臣过春节！”（时任红州地委第一书记）

“打倒古良才！”（时任红州地区副专员）

“彻底砸烂‘联指’！”

作为对立面的联指、红革军和工农联盟等保皇派组织，也针锋相对地张贴标语：

“《二八声明》是毒草！”

“坚决支持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

“活捉赵桂林！”

“大抓南下一小撮！”

“打倒柴晟！”（时任红州地区副专员）

“绞死霍达人！”（时任红州地区副专员）

保皇派的行动理所当然的受到地委、行署、军分区、县人委、县政府和县武装部的全力支持，拨了大批经费给“联指”、“红革军”和“工农联盟”使用，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挡箭牌。

而战校、红司等持新派观点的“毒草派”则保持克制，不与持钢派观点的县总司、知青革司这些“香花派”发生争执，以免引起内讧。当然更不支持联指、红革军、工农联盟这类保守派，只是冷静地作壁上观，等待事态的发展然后相机处理。

双方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传单满天飞。在红州地区联合办公室高高的台阶上，双方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

铁戈和他的那群小兄弟没事就喜欢往那里跑，虽然他听不明白辩论的内容，但他从双方的话语中，能听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方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马前卒、小爬虫、变色龙。

没有哪一次辩论是自然结束的，辩论开始不久双方就因为观点不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使用过激的语言，开始相互指责、谩骂、推搡，抓扯，直至上演拳打脚踢的全武行。

每当秩序大乱时，铁戈就领着小兄弟们从人缝中钻到县人行的铁门那里，紧紧抓住县人民银行的铁栅栏，居高临下继续看热闹，嘴里还瞎起哄：“打呀！打死了是人家的儿！”“不打不是你娘养的东西！”小伙伴们也大叫大嚷跟着起哄，他们觉得这种场面特好玩，一个个兴奋得满面红光。

直到“全武行”结束，所有的人都散去，他才意犹未尽的和小兄弟们怏怏而去。

实际上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处境极为困难、极度受压，当时最有名的口号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歌曲柔婉抒情，宣泄着红卫兵、造反派在遭到各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联手残酷打击下极度压抑的苦闷情绪，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感情迫切地需要来自毛泽东的支持：“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所有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唱着它，一时间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另一首由藏族民歌重新填词的歌曲《远飞的大雁》也传唱一时，红卫兵们把歌词改为：“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哟，革命造反派想念恩人毛主席。”只要唱起这首歌所有人都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没有丝毫做作，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挚感情。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发布了《军委八条》，其中第一条就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