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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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条罪状十分可怕，说他在跟赫鲁晓夫会谈时里通外国。如果这个罪名一旦坐实，且不谈彭德怀的《万言书》所谓的如何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仅此一条彭德怀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判彭德怀的徒刑，而是以组织形式对他进行处理。很多人当时想不通，里通外国触犯刑律应该绳之以法，怎么会只做组织处理呢？后来人们听到很多消息说他是冤枉的，可见里通外国这一条是假的。文革时我看过他的《万言书》，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而已，但他到底还是被处理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根本没有法律，只有政策。捏造罪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是以彭德怀为例，他和赫鲁晓夫会谈，他本来不懂俄语，旁边肯定有翻译，他要里通外国怎么绕得过翻译？这是常识，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如此谎言居然能大行天下，天下人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话说得不错。你就说韦新雨，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进来的那天我还笑说又来了一个新犯子。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竟然是在判刑以后才认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有人知道这个情况一定会说这恰好证明你们这个反革命组织纪律多么严密，连集团内部的骨干成员之间相互都不认识，我操！这个韦新雨是工人成分，我家是雇农成分，如今都进了大牢，这才是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铁戈的一席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郎超雄说：“最妙的就是‘牢不可破’这个词，在此时此地用得真绝。”

叶一彪问铁戈：“章子野、左子海和你那个研究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戈掏出烟点着，猛地吸了一大口说：“七三年春节我和章子野到左子海在附小的宿舍里闲聊，章子野说毛主席曾问过许世友中央要是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说那就打到中央去。章子野说那我们也要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到时候打中央的修正主义也好出力。我就叫柳六一给我抄了一份《孙子兵法》寄给我，法院说我们极力主张研究军事就是这么回事。”

柳六一说：“判决书上说铁戈一九七四年以后积极参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如果说铁戈从看《孙子兵法》开始算是参与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的话，那就应该从七三年算起。判决书说我们是从七四年开始活动，铁戈七三年就已经开始学习《孙子兵法》，那他参加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比公安局说的时间还要早，算得上是我们这群人中资格最老的反革命，比我们还要早一年，这个集团的头头就不应该是郎老师，而是铁戈。郎老师你比铁戈还冤，冤枉当了个首犯。”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郎超雄对七五年以后的事情不清楚，他问铁戈：“判决书说章子野在七六年三月竟在红州公开张贴反革命大字报是怎么回事？”

铁戈说：“那时我关在学习班里，对这件事不清楚。去年七月我从学习班跑出来碰到地委的孙大胡子，他告诉我说章子野在红州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论七月事件真相》，副标题是《揭开红州地委的歹毒阴谋》。大字报说七五年县公安局首先密捕了石庵村和辛建，八月初又抓了你，此后陆续有人被捕，大批的工人、学生、下放知青、机关干部，凡属于跟你们有过接触的都被关进学习班，残酷地刑讯逼供。这是公安机关秉承红州地委的旨意，为了把红州的反潮流战士一网打尽凭空捏造出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制造了一起红州自解放以来最大的冤案。他在大字报中把你们平时说的话都公布出来，就是要让红州的老百姓看一看这些话到底是对还是错，到底能不能见阳光？到底是红州真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还是红州地委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对我们进行诬陷？这张大字报一共有五十多页，贴在电影院的海报栏里，据说看大字报的人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红州人终于明白我们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原来是地委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出来的。接着肖国雄、封老大又组织人搞‘还我战友’、‘说出真相’的声援活动，闹得整个红州城沸沸扬扬。你们想想古良才是不是非常恼火？柳国夫当时就恶狠狠地说章子野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这不奇怪，他们最怕人民群众知道真相。”柳六一说。

郎超雄又问：“你那个《訄言》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说你公然威胁公安机关？”

“我去年七月一号跑出学习班后走到罗畈县的一个小镇，发现身上只带了两块四毛四分钱和两斤粮票，那真叫慌不择路。最后我硬是走到罗畈县，又拦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才到了我弟弟下放的地方，第二天我又找地委的孙大胡子才回到家。然后我躲在封老大家里写了申诉，本想把它抄成大字报，后来又一想如果我也像章子野那样做，会不会刺激地委和公安局效果反而不好？想来想去还是以申诉材料的形式递给公安局好一些。你们当时在看守所已经关了一年多，我想快点把案翻过来，好让你们早点出来，你们没有问题，我的事也就清楚了。”

郎超雄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说：“铁戈，你太幼稚了，这是与虎谋皮呀！”

铁戈大大咧咧地一摆手：“我当时在学习班，再难受也比你们坐小号自强。我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只要你们的问题搞清楚了，我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挖树要挖根，砍树梢一点用也没有。那时候我横了心，反正老子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石庵村说：“铁戈，你这叫送肉上砧板——任人宰割呀。”

柳六一却说：“他这人太重义气了，从小就是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我们从幼儿园就在一起，我太了解他了。”

“后来怎么样了？”叶一彪很感兴趣。

铁戈笑了起来，显然是回忆起了一些好笑的情节，他说：“我把申诉材料交给文重，他不认识《訄言》的訄字，问我念什么？我说念囚徒的囚。他又问是什么意思？我说是被迫说出来的话。我在《訄言》中提了十几个问题，要他解释：第一、这个反革命集团具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第二、该组织的纲领、目的、行动计划、联络方法、口号、暗号、代号是什么？第三、我是何年何月在何处由何人介绍加入该组织的？第四、我何时写过申请书要求加入该组织？第五、我在加入该组织时举行过何种仪式？第六、证明人是谁？第七、我的上司是谁？第八、我的联络人是谁？第九、我们是单线联系还是可以横向联系？第十、我在该组织中具体担任什么职务？第十一、我的活动经费是多少？每月津贴是多少？第十二、该组织的活动经费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第十三、该组织给我和其他的成员的具体任务是什么？第十四、该组织到底对谁负责？是对美蒋还是对苏修负责？第十五、该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什么，是炸大坝还是炸发电厂……”

柳六一笑道：“如果按照你这样提问，我们不但是反动组织而且还是间谍组织。还有什么活动经费、津贴，炸大坝、炸发电厂，我看你是看间谍小说看多了，真亏你把没有的事问得这样详细。如果这个案子是你当主审法官那就完了，没有什么人能活下来，统统枪毙。”

石庵村大笑道：“绝倒！绝倒！你这些问题越是提得荒谬就越滑稽，姓文的怎么回答的？”

“那姓文的一开始跟我玩里格龙，说我是上当受骗受蒙蔽的，只要认清形势，认识自己的罪行，以实际行动反戈一击，组织上会考虑给我一条出路。我说文处长所谓上当受骗受蒙蔽那是六七年的老说法，毛主席说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这是指革与保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六二年老蒋反攻大陆时被俘的特务也是上当受骗受蒙蔽的？我们厂在七六年二月二十九号召开全厂大会批斗我时就说我是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成员，如果不是地委授意厂里谁敢给我下这个结论？谁敢给我定性？你刚才说要我认清自己的罪行，这分明已经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那好，我提的这些问题你要是能够回答出半条，哪怕我没有参加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我现在就跟你去坐牢。你敢回答吗？你能回答吗？如果你回答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们是当代的秦桧，是政治流氓！你们就是靠诬陷无辜百姓爬上来的，靠制造冤案染红头上顶子的无耻之徒！你们如果整不死我老子总有一天要跟你们算账！我把他臭骂一通，把姓文的骂急了，拍桌子跟我大吵起来。他拍桌子我不拍，我又把他嘲弄一番，说有理不在言高，一个堂堂县团级干部跟一个平头百姓拍桌子，显得一无素质二无水平三无知识，有本事你就把事实真相讲出来，何必要我多费口舌问这问那？这样一来他更加恼羞成怒，要我滚。我又鄙笑他无论如何不像个七品官，倒像是泼妇骂大街。”

大家统统笑得人仰马翻。

郎超雄、石庵村摘下眼镜，一个劲地抹着笑出来的眼泪。

叶一彪和铁戈接触最少，不了解他的性格和为人，再加上他惟妙惟肖的表演，大笑道：“铁戈你硬是个活宝，你要笑死我们哪！”

铁戈却不笑，还一本正经的说：“现在我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判决书说我威胁专政机关，看来我犯了威胁罪。我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可能是态度罪。我写申诉为大家辩诬，又犯了申诉罪。在公安处我把姓文的好好戏弄了一番，犯下了调戏妇男罪。操他妈，我看这个写判决词的人真是大手笔呀，起码他能无中生有，用大字报的语言罗织罪名编造谎言。真亏了他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样一篇奇文。古人云：‘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信哉此言。我在学习班时虽然不相信你们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但我最怕的是你们搞成了‘北斗星学会’那样的东西。鲁礼安主编的《扬子江评论》的文章我看过，我不认为是反动的东西，不过是激进了一些，但他们终究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戴帽下达的罪名，不论你是否有罪，只要上面想搞你就算你有孙悟空的本事，也逃不出这张无形的大网。原来我只是猜测，今天听了郎老师的一番话我才最终确定我们是个冤案。我们实际上是红州地委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必欲把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我真怀疑这帮狗杂种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应该为老百姓谋幸福，怎么把我们这些小小的平头百姓谋进了大牢呢？”

郎超雄说道：“铁戈啊，你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你把希望寄托在法律和政策的公平上，或者是那些老爷们的良心发现，只能是与虎谋皮。”

石庵村问：“你看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吗？”

“没看过。”

“那你知道苏联在肃反运动中，斯大林杀了多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吗？”

“斯大林杀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像还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别的不太清楚。”

石庵村一脸冷峻：“一部苏共党史几乎等于是斯大林的杀人名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人被以各种罪名处决或被迫自杀，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上千人被捕、流放或处决，五个元帅被杀三个，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被杀了二百多个，普通的党政官员和老百姓被关、被杀、被流放的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