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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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抓住了我的衣领，我本能的反抗，竭尽全力，手、脚、膝盖、指甲和身边的桌椅一古脑儿全派上了战场，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湍急的激流漩涡中挣扎。
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我左肩，然而是腰部、背部。我本能的蹲下身。脚下有点滑，一个趔趄，我坐在了一个硬的圆东西上面。那是一只还剩下三分之二的汤碗。
又有东西落在我的头上，肩上和背上。我下意识地抱住头，仿佛一只钻进沙堆的鸵鸟。
有人在喊“停”，凌厉的声音，像挨宰的鸡。
这让我想起那个单词“stop”。记得读初三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儿，英语很差，却偏偏喜欢满嘴的英语单词，譬如凡是应该说“不”的时候一概讲“no”；凡是叫停的地方，全部以“stop”代替，尤其是这个“stop”，发音准确而嘹亮，更加之该女生长相不甚讨好，故被男生暗地里称之为“死躲”。“死躲”现在在一所省内的大学读英文系，几个月前在一次暑期的聚会上，大家还见过面，人更活泼了，唧唧喳喳像只麻雀，一晚上说不完的话，还讲了很多时髦的笑话，只是经常还没讲完，她自己就已经笑得花枝乱颤上气不接下气了，右脸颊上红痘痘也跟着一跳一跳的……
屋子里的混乱好像已经过去了，周围只听见杂乱的脚步声。有人拉我的胳膊，是阿默，他扶我起来。我的背部和肩膀有酸痛的感觉，像散了架，头有点晕，嘴里有咸味，我抹了一下，是血！
当我将泛着红沫的漱口水胡乱吐在地上的时候，几个声音大惊小怪地叫起来，我这才发觉身边多了两个威风凛凛的人，穿着公安制服。
一个穿得花红柳绿身上沾满菜汤的胖女人正喋喋不修地向他们诉说刚才的遭遇：我们正在吃饭，他们就冲了进来，什么话也不说，就拿啤酒瓶和菜盘子砸我们老二，砸成那样，你们也都看到了，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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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个公安冲我抬一下下巴，“说，为什么先动手打人？”
我失控地冲他们大吼：“你们把这五个人都给我抓起来，统统抓起来。放走一个，我跟你们没完。”
两个公安很诧异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好啊，谁也别想走！还有你们俩——”他指了一下我和阿默，“都跟我到所里去！”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凭父亲的影响，到了派出所，那几个混蛋无非被胖揍一顿或者关几天禁闭了事。我也不希望事情闹得太大。
旧事如刀（18）
然而后来事情的变化有些出乎我意料地复杂起来。
首先是口供录得很仔细。即使我一再向他们暗示我的身份，依然无济于事。两位公安同志仿佛根本没有理解“陈县长”意味着什么，依然板着一副面孔、铁面无私秉公办案。
“是你首先造谣中伤，污蔑陈兆亦的父亲陈育邦搞婚外恋、和电视台女主持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然后对方才出手拿盘子砸你的吗？”
“是。”紫脸胖子居然毫不反驳。
“签字。这儿。”
然后转向我：“是这样吗？”
我开始隐约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看看阿默，他一直低着头，深深地勾着，像豆芽菜或者窝脖的烤鸭。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一些不自然的小动作不断地显示出他此刻的惶惑与不安。
“是不是这样？”对方突然声色俱厉。
我吓了一跳，但马上镇定下来，索性不说话。
没想到这时阿默居然说话了：“是……”
我看了他一眼，他不看我。
“是的。”他承认了。
“签字。”
阿默很痛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诧异地看着他。他签完字后又重新回到了原先站着的位置上，垂手侍立，一动不动，表情木然。
“你们所长是谁？我要见你们所长。”我冲着两个公安叫嚷。
“所长没在。现在我在依法问询，希望你配合。”他们口气很硬，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要打个电话。”
“不行！在录完口供之前不可以。”
在双方僵持了将近两个小时以后，在阿默“先忍一时，回头再说”的劝说下，我几乎是被强迫着在口供上签下了名。
——这对于我来讲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前因为打架酗酒闹事之类的事也没少和县公安或派出所打交道，但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经常是享受烟茶沙发、警察陪着拉家常，从来没有录过口供，更不用提签字一说。
今天完全是个例外。
走的时候，我指着两个公安的鼻子说：“好吧，我们还会见面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此时我已经明显地感到有一张网正在我的周围弥漫，我被困在了中央，已无处可逃。网在慢慢收紧，而我，只能束手等待着一种未知的结果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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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回到阿默的宿舍，我一头倒在床上，再也不能动弹了。
闭上眼，“道貌岸然……男盗女娼……”这两个词一刻不停地笼罩着我，挥之不去。像夏日里蚊帐里的蚊子，嗡嗡嘤嘤、感觉在头顶，伸手去抓，却又像是在大腿上，然后又像在后背上，反正总是在你最想不到的地方和最想不到的时刻出现，让人感觉到瘙痒刺痛却又说不出究竟在那里，想爆发却又无处施放，莫名其妙的烦乱和焦躁。
县电视台那个女主播刘晓娜的一张粉腻腻的笑脸这时又乘机气泡一样浮出水面，悄无声息地破裂、蔓延、幻化、消失、又清晰地出现……
睡梦中，那把久违了的刀子去而复返，明晃晃的沾着血滴的刀子，陪了我整整一夜。它时而浮在我的头顶、时而在四周、时而在脚下、眼前，一刻不停地伺机进攻，直到我遍体鳞伤……
我还梦到了母亲。
几天前我离开家时母亲那婆娑的泪眼又出现在我眼前，那里面包含着的酸楚、无奈、和无助的哀伤深深地刺痛了我……
8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左右，我回到了家里。吃过饭，我本打算去公安局找刘叔叔诉苦告状，正在这时，父亲从外面冲进来，脚步踉跄，形容枯憔，像一叶残舟在风雨中摇曳。
他把一张报纸轻轻地铺在我面前。这是一份当天的本市日报，上面一行醒目的套红标题刺入我的眼睛：
“县长衙内大打出手，致人重伤缘自流言。”
下面是整整占了四分之一版篇幅的文章来详述整个事件的经过，包括“污蔑陈兆亦的父亲该县主管工业的副县长陈育邦生活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等字眼也赫然在目……
旧事如刀（19）
我一下子没有能够弄清楚这张报纸的准确含义，只是觉得事情有点变化，那种完全超出我臆想之外的大变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也在一点一点地艰难地理解。在短短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从清醒到晕眩、再由晕眩到清醒的十几个轮回。最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次的事情确实是异乎寻常了……
我看到父亲缓缓地踱到靠墙角的一组沙发处，慢慢坐下，闭上眼睛，默默地一言不发。没有预想中的大发雷霆，父亲没有责骂我，甚至连一句生气的话和一个埋怨的眼神都没有。
我看到父亲的一只手在沙发的扶手上微微抖动着。许久，他黯然道：
“他们，终于，收网了……”
我没能完全听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我知道，从昨天下午在我脑海里一直萦绕着的那张网现在真的要落下了……
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一连串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了——
首先是姐姐一年前挪用单位一万元现金公款私存谋取利息的事情因有人举报而“水落石出”。
然后是我不学无术、不劳而获、无所事事整日混迹于市里一个流氓团伙，并且有人亲眼看到与一帮男女“群居群宿、荒淫无耻”的事件成为本县人民的一大谈资。
几天后，关于我的衙内作风问题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一次的发现让我感到异常悲愤气愤的同时也感到心服口服：市里一家三流杂志的封面上赫然竟是一年前我在色生香娱乐城和穿着暴露的芳芳的勾肩搭背扭在一起的照片！现在这本杂志已经成了本县最畅销的流行读物了。
我居然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封面人物！这让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反正不管我如何感受，在这一个多月里，本县最大的新闻热点可能就是我和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了。
再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一个月以后，父亲被停职检查。后因查无实据，被确认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然而即便如此，经此一劫，复职基本上再也没有什么可能了，加上父亲也确实坚决要求退下来，所以也就只好匆匆退休了事。
然而一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情是：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却因此而突然好转。两人经常一起溜狗、逛街，像模像样地过起了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两个月后，四儿的父亲——也就是本县原张副县长——当选本县县长。从此，我们陈张两家再无任何来往。
三个月后我被单位辞退，理由是工作态度散漫，且思想觉悟不高、生活作风腐败、工作能力低下。
三个半月后，阿默调回城关镇高中任教，五个月后调至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七个月后结婚，新娘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科长，三十三岁，离异。
五个月后姐姐借调到一个偏远的乡镇任团委书记。三年后结婚，新郎是所在乡政府通讯干事，小姐姐四岁。
摩托车丢掉了，连同我写诗的灵感以及寻找灵感的激｜情和工具。这次我是实实在在地游荡了一年，无所事事。一年以后，我离开县城，远游北京。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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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边缘（1）
1
1997年3月22日，我来到北京。
在此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全部印象来自于小学课本里的几篇文章。诸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红旗升……之类。
除了天安门和红旗之外，我不知道北京还有什么。
至于当初为什么选择北京，第一是因为北京离家很远，城市很大，没有人会认得我；第二，据说北京的女孩儿很漂亮；第三……好像没有什么“第三”了。
我来北京的惟一的直接诱因就是：那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电视早间新闻里一个很熟悉的声音用一非常熟悉的腔调告诉我们一件十分沉痛的事：“我们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邓小平同志……逝世……”
我一跃而起，穿着三角裤就跑到了电视前。电视里有一个慈祥的老人正面带微笑的看着我，平静、安详、意蕴深长……
在这个慈祥的老人的背后，我又一次看到了天安门，看到了红旗升，看到了红旗下的北京街头，穿梭的车辆、来往的人流……
我要去北京！
——这个念头就在那一瞬间定格了。
全家人对于我的突然决定反应不一。妈妈舍不得我走很不情愿但没有表示反对，父亲支持、姐姐无所谓。做了一天的简单准备工作之后，第二天，我就背着行囊上路了。
凌晨四点多，我下了火车。
走出西客站大门，一阵凛烈的寒风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寒战。此时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