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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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天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
张颐武接着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机械地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与德利达、福柯这样的思想家批判社会的同时也批判自己是不同的。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
刘心武接着发挥，说：“比如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见了。”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对蔑视自己母语的行为的批评也受到曲解。刘心武在与张颐武的对话中说：“韩少功的《世界》一文最感情投入的、最激切愤怒之处就是‘请说中文’，但人家却不说中文。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中文被韩少功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屈原、李白用它写过那么好的诗，曹雪芹用它写过那么美的小说。但现在的现实是相当严酷的。”（《文化转型时期的挑战》，《作家》1996年第1期）他们把韩少功的观点漫画化，然后加以评议。
面对这种对虚拟目标的攻击，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他给《作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说：“我得说明一下，这些都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作家》1996年第6期）但他没有等来任何回应，直到几个月后“马桥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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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子里装新酒（1）
1995年4月，在海南岛上与韩少功朝夕生活了几年的母亲因病逝世。晚年的她记忆力衰退，性格也有些古怪，但仍得到儿子和儿媳耐心的照顾。奇怪的是，对于照顾自己的人，特别是有时候还要背着她上医院的四毛，她总是有些微词和怨言，而对其他不在榻前膝下的儿子反而称赞有加，说他对她怎么怎么好。就像《鞋癖》里写的，经过多年的政治迫害，她的精神世界有了许多外人难于理解的异变，不爱与外人打交道，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也总是对别人怀有深深的疑惧。她每次生病到医院留医，总是哭闹着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大夫还是多么温和的护士，一律被她当成不怀好意的坏人：“这些人么，我算是看透了，骗钱！”在家的时候，总是靠在电视机前，透过小小的屏幕窥视让她疑惧的世界。“她看电视时常有一些即兴评议，比如惊叹眼下天气这么冷了，电视里的人竟然还光着膀子，造孽啊；或者愤愤地检举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其实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别的女人轧姘头，真是无聊。”儿子向她推荐一部新剧，她却说都已经看过好几遍了，而她自己喜爱的《武松》每看一遍都是新的。最后一年，她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白内障蚕食着她昏花的眼珠。“看电视更多地成了一种无名的习惯——其实她经常只是在电视机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脑袋昏睡。我们劝她上床去睡，她不。她执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挺住一个看的姿态。但我知道她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来越浓重，将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尽力投出去的目光，正在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里。有一天她说：‘那只猪在搞什么鬼？’其实银屏里不是猪，是一块巧克力。”这时候，她的儿子四毛心里不免难受起来，他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母亲连自己的儿子长成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了。
也许是预感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在死别之前的一个月，韩少功写了题为《母亲的看》的小文，记录了老人在世上最后的时光。对于女儿他堪称慈父，总是多加鼓励褒扬，当学校老师给女儿的作文打不及格的时候，他就说我给你打八十分；对于母亲他堪称孝子，尽管老人的情绪变化叵测，他也不敢违逆，他深知在20世纪风云翻覆的中国，一个妇道人家要活下来并且抚育这么多儿女成｜人实在不容易啊。
就在母亲弃世的这一年，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有关方面多次找韩少功谈话，希望他能够接任这一职务。他当时正在潜心修改《马桥词典》，对尝试中的写作方式兴致盎然。曾经在作家协会出入多年的他，对这种体制下的状况并不看好。自古以来文人自重相轻，文人聚集的地方更难得清静，为了名位上无谓的计较耗尽才华和光阴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地方的协会十几年间无法按照章程换届，成为市井奇谈。有的地方则像是个维持会，大家相安无事，却没有实质性的作为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海南省作家协会虽小，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但因为管理失制，个性张扬无度，差不多是个烂摊子，屈居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省文联院子一间八平方米的简陋的屋子里，连电风扇都转不起来。在文学的黄金时期80年代，曾经发行六十万份的协会机关刊物《天涯》已经被人彻底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五百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作者和编辑合起来几乎就是它全部的读者，纳税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珍重、转化和升华。编辑们也“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此外，因为前任领导层违规出卖刊号，新闻出版局已经两次亮出黄牌警告，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一桩输多赢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审理。尽管如此，换届前还有人在暗地里活动想把韩少功挤走，好像他真的非要当这个主席不行。
旧瓶子里装新酒（2）
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在不好推卸的情况下，韩少功终于接受主管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此时的他四十岁出头，可谓正当盛年，陆文夫先生信中的话更让他难忘：“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陆苏州》，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实际上，事比字要重要一些，而且字还是要从事中来、跟事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曾经以《美食家》等作品享誉海内的苏州作家陆文夫，为了照看自己病重的女儿，80年代后期很少动笔，朋友们都在为他焦急，他却不以为然。他不认为虚构小说故事获得社会荣宠，比真实生活中的骨肉之情更重要。在对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上，韩少功和他所敬重的陆文夫是相通的，况且，“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世原则”（韩少功：《我与〈天涯〉》，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想，如果真能把一些事情做好，于社会民生有些益处，少写几本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反复思考，韩少功认为，在现存的体制框架之下，充其量也只能实施一些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类期刊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曾经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的刊物跌落到几万甚至几千份以下，多数刊物实际上已经关门大吉，有的刊物靠大额财政拨款、企业赞助或被大的传媒养起来，有的干脆改变性质，从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化类读物。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要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涯海角，将一个名存实亡的刊物起死回生谈何容易，但韩少功信心坚定。眼前的困境非但没有让他畏退，反倒让他暗自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研，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以及随和，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
《海南纪实》停刊后，蒋子丹差不多用两三年的时间才梳理好心绪，投入到“吾手写吾心的快乐”中，并于1994年年底1995年年初，相继拿出小说集、散文集《桑烟为谁升起》、《左手》、《乡愁》等。此时，沉迷其中的她已经欲罢不能。况且，作为一个二十二岁开始从业的资深编辑，她“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蒋子丹：《结束时还忆起始》，《当作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然而，友谊和责任让蒋子丹难以拒绝，特别是当韩少功问她“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