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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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题为《那年的高墙》的短文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个叫四毛的男孩对人性的惊奇：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那边偶尔飘来一种怪好听的声音（琴声）。那边有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挥着一条女人的毛巾，“阿毛，拿洋火来——”
四毛被吓坏了。于是父亲非常生气，拿来竹篙和菜刀把疯子轰下去了。
父亲最瞧不起墙后的这一家。有一次四毛问他们姓什么，父亲就说是“屙吃困，剥削阶级都是屙吃困。”还朝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手提琴）呢。”
疯子被送走后，墙那边静得奇怪，四毛怀疑那边的人已死了很久很久。他有一次挖蚁窝，在墙基上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护着。“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大吃一惊！”
尽管有过一个时段的饥饿体验，韩少功的童年还算得上阳光灿烂。在学校，他学业成绩十分优秀，品行方面的表现也相当良好。家里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奖状，看起来十分斑斓。他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干部，每天早晨穿着三条杠杠的制服在操场上领队做操，威风凛凛。大约是1963年的时候，全国推行“阶级路线”，韩父的军功章和诸多奖状并不能抵消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历史污点”，在台湾的亲戚关系也构成疑点，其政治前途日渐渺茫。不仅如此，韩少功肩膀上的三条横杠也被摘了下去，作为班干部的各种职位被相继免去。他心里的阳光开始黯淡，但对人世的警觉却过早惊醒。这种变故让他感到压抑，他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是把更多心思投入到书本中去。比较而言，韩少功理科的成绩要比文科好出许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是他兴趣最浓的领域，以至于他刚进初一，数学自修已完成初三课程，参加任何级别的数学竞赛，都只需一半时间就能斩获高分，自己动手制作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具有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他最向往的人物也是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变故，他应该成为这一类人物——这是他1966年以前心里酝酿着的梦想。后来，阴错阳差，他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作家，那完全是命运的过错。
残酷的成｜人礼（1）
1966年9月底的一天，韩少功和他的中学同学结束了支农，兴冲冲地从乡下回来，一推开家门，发现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来了一些陌生人，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原来是父亲不见了，消失于1966年9月27日的这一天。他跟妻子说他去理发，拿着四毛钱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办公室的抽屉里留下极其简明的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和人民。单位和公安局的人都在四处寻找。由于死不见尸，有人怀疑他叛国外逃，到日本、美国或什么地方去了。这种怀疑现在来看有些怪异，但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他不是一直活得很爽朗的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机关里出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潮，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热。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交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按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轮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口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戴高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痒痒的舒服感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皮肤上晒脱的皮屑，对母亲说：“毛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子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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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韩父在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相当果断，而且出手非常及时，显示了一个曾经从军赴战者的应有风范。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做得还很明智：先下手为强，让“挖黑”的线索在他这里中断，自己不必违心地揭发他人，这样以短痛结束长痛，也减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惊扰，与家人撇清了关系。打完了这一场阻击战，他把自己抛入湘江冰凉的水流，像投掷一块石头那样。
怀疑使尸体的寻找变得十分迫切，周围警觉的目光让他们感觉到，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为了证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必须确定他的死亡。母亲带上姑姑不断扩大寻访打探的范围。二十多天后，终于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找到了一具中年男尸，已经面目全非了。从尸体残存的某些线条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母亲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感情上认同这个结局，于是父亲的死活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1993年发表的小说《鞋癖》里，他就做这样的想象：父亲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家人。这是作为儿子的他最能够接受的一种可能，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悲悯让人感动。
父亲之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来源，使韩家进入一个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时期。两个姐姐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农场劳动，哥哥则是劳动大学的新生，只有十三岁的韩少功陪伴着恓惶不安的母亲。一夜之间，落在他们母子身上的目光有了惊人的变化，显得寒凉彻骨。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少年韩少功真切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或乱了方寸。为了安慰悲伤的母亲，他搬进母亲的房间，与她睡在一起，把她冰凉的双脚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的鼾声响起。为了应付生活上的困窘，做菜的时候他们多放些盐少放些油，还把一个房间退掉。他意识到书是不能再读下去了，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尽管相好的同学都觉得他这么好的成绩放弃学业太可惜了，但他还是到学校向班主任提出退学申请，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尽管这时的他心里怕见同学，怕见任何熟人，专拣僻静的小巷行走，但还是决心要找一份工作来支撑家庭。他开始沿着一条条街道满长沙城去找工作，走进工厂办公室和车间，问人家有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干。他还找到儿时的邻居，找到住在棚户区的小伙伴们的家长。他们很热情地带着他四处打探，但都没有结果。看他稚气而单薄的样子，大人们一再摇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工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残酷的成｜人礼（2）
其实，那时许多工厂已经停工了。
母亲觉得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他们母子的位置，便想到去农场投靠自己十五岁的二女儿。心想当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不行，当一个农民总是可以的。可当他们变卖家当，挤着闷罐子车来到女儿所在的农场时，农场的领导却要求女儿与家庭决裂，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又得返回让他们心悸的噩梦般的长沙。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夜，韩少功从迷糊的梦中醒来，还会回想起这段难过的日子。《山南水北》中有《秋夜梦醒》一章，叙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父亲死于迫害，全家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母亲要我在初中办理退学，带上我去投奔乡下亲戚。一辆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上，母亲病了，大呕大吐，面色苍白，还抽搐和昏迷。一个才十三岁的少年，面对这样的病人完全手足无措。幸好有一位同车的军人从人群里挤过来，给母亲灌水和喂药，到了汽车站，还一肩挑起我们乱七八糟的行李，把我们送到小旅店。他请来医生给母亲打针，一直等到母亲清醒和病情缓解，一直等到我们与亲戚通上长途电话，才在深夜离去。
我母亲后来经常念叨这位军人。我知道，母亲当时已落入绝望的旋涡几近灭顶，如果没有这一束微光的投照，她很难恢复希望。
我们在乡下没有得到收留，走投无路之际还是只得返城，回到了高音喇叭喧嚣着恐怖和狂热的老地方。我们适应着父亲背影失去后的岁月，守着小屋里宁静、简朴、清洁的每一刻，母子俩相依为命。为了让母亲高兴一点，我每天黄昏拉着她出去散步，走到很远的街道，很远的广场，很远的河岸和码头——我们真希望能在陌生人群里永远走下去，避开机关院子里那些敌视和轻蔑的目光。我就是在那时突然长大，成了一家之长，替父亲担起责任，替离家求学的哥哥姐姐担起责任，日夜守护着多病的母亲。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试图去工厂打工。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准备了铁锤和螺丝刀，在一家电影院门前偷偷踩点——事情只能这样，既然没有人接受我打工，我就必须做点别的什么，比方说撬一辆脚踏车再把它卖掉。
我已经好几次在心里预演撬车的过程，已经预演得自己胸口不再乱跳。我相信自己一定成功。接下来，母亲发愁的米钱和豆腐钱就会有了。
这是那个窗外蝉鸣不断的夏天。
过于漫长的夏天今天重入梦境。我梦见了当年自己内心最为隐秘的一角，醒来后听窗外蛙鸣，看一只闯进了家里的萤虫闪烁飞绕，确认母亲已不在床头。
很多人并不知道你此刻的想念。陆，一位小学时代的女同学，与你并没有太多来往，同学一场也许只交换过十几句话，然后是分别进了各自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