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13 （载《东方文化周刊》）
春秋时期的鲁国朝政一直由三桓把持。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个世家大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而鲁国国君，就成为受制于三桓的“虚君”。……在这种以下制上的不正常政治状态发展到极致时，季孙氏这类大族又由内部的家臣如阳虎控制，此谓孔子所言的“陪臣执国命”，可见一个完整继承周礼的国家，政治规矩隳坏已到了何等的地步。
臧武仲亦是鲁国的大臣，他是一位智者，官声也不错，然家族势力不大，无法与三桓相匹，在如此政治格局下，一个贤明的大臣要想生存下来，难度可想而知，他只得凭自己的智慧和那几个蛮横霸道的世家大族周旋。
邾国是相邻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常尾随齐国欺凌鲁国，因此两国可说是世仇。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邾国的大夫庶其因国内矛盾，带着自己的封地以及家族来投奔鲁国。这对鲁国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执政的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妈嫁给庶其，并厚厚地赏赐了跟随庶其来鲁国的臣仆。
为了本国的利益，鼓励敌国的大臣背叛国君来投奔自己，现在看来这种挖墙脚行为很正常，但在还残存贵族社会种种礼法的春秋时代，这是缺德至少是不厚道的行为，性质和鼓励儿子举报老子，破坏最基本人伦秩序差不多。
那时候，鲁国民间盗贼四起，季武子找来臧武仲责问：“你为什么不卖力抓盗贼？”因为当时臧武仲担任鲁国的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主管该国的治安与司法。臧武仲回答说：“没办法整治盗贼，我也没这个能耐。”季武子说：“我有四方边界，在这个范围内抓盗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你是司寇，抓盗贼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于是臧武仲说了一段大道理，来教育这位指责他不尽职的执政者。他说：
子召外盗而大礼焉， 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皋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 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像庶其那样偷了自己国家的土地来投奔我国的，那是大盗。你不但收容他而且高规格礼待他，怎么能让我去禁止偷盗呢？像庶其这样的大盗，你让国君的姑妈嫁给他，还另外赏赐土地，跟随他的人重要的赏给奴仆和车马，次要者赏给衣裳宝剑和腰带，这就是对偷盗行为的鼓励呀。我听说，在上位的人应洗涤自己的心灵，一心一意待人，使人相信他自己定的制度，可以明白地得到验证，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上面的所做所为，是百姓的归依。上面的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就可以对触犯者加以刑罚，也就没有人敢不警惕敬畏。如果上面的人胡乱作为，百姓跟着做，那是势所必然，谁又能够禁止得了吗？所以《尚书》说，所要强调的德行在这里，要解释的、宣扬的、推行的德行也同样在这里，唯有上帝能记住下功德。因此，自身要言行一致，自己的诚信度才一致，然后自己的功德才可能被记录下来。
这段话让季武子哑口无言。臧武仲说出了一个从古至今都得到应验的政治原理，那就是说，无良缺德的官府，单靠严刑峻法不可能拥有良民。官府和官员是百姓的表率。但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员层贪渎成风，却要求老百姓廉洁简朴；官员层普遍残暴，却要求老百姓仁厚；官员层奢靡放荡，却要求老百姓行为检点；官府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却要求老百姓诚信。这种自己都不遵守的律条，让老百姓严格地遵循，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其结果必然是：再完备的法律法条都是摆设，官府的宣传不管如何美妙动听，而现实必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隳坏。
14 杨照：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进入专题： 风险
● 杨照
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致命，但是发病几率相对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药，每天这种病毒发作的几率是0。5％。另外有一种特别针对防治堵截这种病毒而设计的药，吃下去之后每天病毒发作的几率，可以降低到0。05％。
现在要问你：你会不会乖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服药？尤其如果吃这个药很贵、又很麻烦的话？
用一种乐观的方式来考虑：吃了药，今天99。95％的几率不会有问题，可是就算不吃药，今天也有99。5％的几率能够平安度过。
99。95％和99。5％，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你真的能感受、体会到这两个都几近百分之百的几率的差别？99。5％，我们一般人不就觉得很安全，不会有事了吗？
这样看，你八成不会按时吃药，至少稍有借口就会省掉一天、两天、有几天不吃药吧！
然而换一个方式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决定。99。5％的几率，意味着在一千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会有五个人发病死掉。99。95％，则是一万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有五个人发病死掉。
这里有两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时吃药，一群却不吃药，2010年1月1日，两群各有一万人，依照这样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药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药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还吃不吃药？
累积乘以倍数的风险
一天一天分开看，几率没什么差别；单累积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还大得惊人。
风险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再怎么微笑的几率，一旦累积乘以倍数，就变得显著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长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人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众人团体的风险评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句话在风险评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颠扑不破，而且值得反复被强调，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须管理众人，众人具备数量的因素，这事政治考虑上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原则。在我们个人层次看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一旦乘以众人倍数，可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车祸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开车或走路时，会去预想：啊，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车祸？因为微乎其微，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来予以预防。可是道路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数量累积之后，再微小的几率乘以巨大倍数，就还是会造成死亡车祸出现。
每个人都不会遭遇，但事实上以台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于车祸中。这样的情况，比前面举的吃药例子，更难让人自愿为了降低几率而去做些什么。
政府要解决整体的风险
就是这种状况，烛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关照的，是那一整幅众人的景象。正因为面对那么小的风险，正常状况下没有人会有警觉，没有人会愿意麻烦做些什么，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会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没差。”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倚赖个人层次的努力，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种“众数风险”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数字基础上，降低整体风险。怎么样将今年全年一百零三个车祸死亡人数，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为了要减少那屈屈几个死亡数，很可能要大费周章。要调派警力多抓违规酒后驾车，要购买器材多设置超速照相，要改变规定不准红灯右转，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车道的安全岛，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岛。。。。。。
很多措施不只花钱，还转嫁成为大家的麻烦负担。可以转弯的路口不能转弯了，本来不塞车的地方塞车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样的罚单变多了。
经过这么多努力，呈现的成果很可能是让第二年的死亡数字，从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然而这样的数字，对大多数人时没有一点点切身感觉的。本来那一百零三人不会是我，当然那多救活的十三个，也不会是我。这是一般人的感受。
从整体的层次，明显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九十条人命还都是人命；可是从个人的层次看，却往往只感受到被骚扰、被要求的负担，感受不到平均下来那样微之又微的风险降低。于是个体的要求、反抗，就会不断升高，影响到整体风险控管的空间。更困难的，是面对尚未真正实现过，但一旦实现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核能电厂是最明显的例子。核能运转不可能没有风险，但那风险在短时间内又微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