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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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朱“联排”的邻居叫老孙，老孙比老朱乐观，老孙也比老朱有钱，老孙的乐观与钱财促使他想要自已比老朱做得更有品位，比如老孙80多万买的房子光装修就花了100万。如果你进入老孙的别墅，会发现4间厕所里纷纷安上名牌电视机，殷勤而准确地正对着马桶（马桶坐垫是真皮加热的，马桶盖上都有瑞典厂家特制的黄铜徽章）。后来我了解到，老孙小时候家里也很穷，他36岁时才拥有第一部电视机，所以他喜欢看电视，他认为巨大的等离子电视会给他一种人生的支撑。不要因此就认为老孙是一个简单的电器崇拜者，他也在追求艺术品位，比如说他家的楼梯扶手转角就令人肃然起敬。
老孙把一块上等的石材寄到意大利是因为中国的厂家无法完美地制作扶手转角部分，那块石材含缅玉的成分，买成42000多，运费8000多，意大利工匠加工费折合人民币60000多，总共花了120000左右。需要注明的是，为此转角部分——老孙等了8个月时间。
老孙真敢把这石头不远万里寄到意大利佛罗伦萨，老孙真敢把它宝贝一样安在楼梯上，我们问过老孙理由，那一刻老孙的眼珠子迸发出一束晶莹得发绿的光芒，他一字一句地说：“我56岁了，这扶手——就算是我给自己人生一个交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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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乡下来（2）
老孙真牛逼！ 因为老孙敢把自已交待给一把转角石质扶手。
一个56岁的人可以用一段楼梯扶手给人生一个交待，并且如此乐观地住在乡下；但情况不总是这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的生活逻辑告诉我，人，作为一种典型的群居动物，很难在晚年时把离群索居当成境界。文章开头我就说过，现时中国人住到乡下并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诱惑，一种很不靠谱的情调的诱惑——美国是“建在汽车上的国度”，别人的交通状况与中国不一样，别人的城市进程已到了极度密集化才疏散到乡下——这就是需要，而我们的城市化刚开始几十年，何况中国充满牛粪的乡村与美国飘荡着草香的乡村根本不一样（这和两国农民耕种方式不同有关，至少美国庄稼不用粪肥），想象晚年时坐在乡间别墅落地窗前嗅着异味发呆的样子，肯定没有马龙·白兰度的风韵，倒让人想起葛优在《不见不散》里老年痴呆的镜头。
“欢迎到乡下来”——这么充满幸福感的口号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心怀叵测的阴谋，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不应该把所有积蓄拿出来，把人生按揭20年，以换回那么不着四六的居住理想，当客人走后，两口子孤独地凝望斜阳，其状甚是惨淡。
离地200米
向高处发展一直是东方国度人们的梦想，很多很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决定修建一座通天塔以达天堂，四面八方的人涌过来修啊修，塔越修越高，上帝觉着这样很危险，很容易泄露天堂的机密，于是就让人们的语言互不相通，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误解甚至敌意，战争终于爆发，通天塔在离天堂很近的时候倒塌了……
虽然在修建高层建筑的技术方面西方人绝对领先，但真正的大面积高楼却出现在东方，东京、香港、上海、吉隆坡、新加坡、曼谷……东方人对超高建筑追求的心理原因是个谜，一方面可能因为东方人口密度大，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东方人认为这代表着身份。
1999年我去纽约，驱车驶过著名的布鲁克林桥时，前方赫然出现一大片直入云霄的高层电梯公寓，正当我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丽堂皇咋舌时，导游告诉我：这里面住的全是穷人，吃社会救济金的。美国人（其实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人们）没有认为住在高楼大厦是一种高端身份，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既不卫生也不私密，并共用一根主下水道，这是贫民的象征；过了几天，我们又经过纽约附近的一个“塞隆”镇，那里的房子低低矮矮，看上去很旧，但向导告诉我们：这是纽约真正的富人区，比西海岸加州的“比弗利山庄”还要富。
这个故事我不断讲给周围人听，因为我的居住观念从此时被颠覆了，平时在国内看报纸，“俯瞰人生”“海拔至尊”“城市之巅”之类的广告，可是一直让我对住在高层电梯公寓的生活有种崇高感。
我现在终于明白所谓高层电梯公寓是最不人道最无情趣的一种居住方式了，离地200米，当年看《说岳全传》，金国探子哈迷蚩经常被一根绳篮牵着在城头放上放下，并终于丢掉了鼻子，现在绳篮变成了电梯，但上上下下的感觉肯定不如广告里渲染的那么好。在一幢楼里住了多年，天天在电梯里碰见的那个人，你却永远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大家彼此之间是一种冷漠的关系；当然也有很多港片、韩剧贩卖着电梯里邂逅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但这种机率太小，更大的可能是，人们挤在一间电梯里，眼神茫然地盯住电梯间某个手机广告牌作若有所思状，实质上却是尴尬、敏感、不知所措、心照不宣，谁要是这时候放一个屁（根据统计，由于电梯上下升降的原因刺激了人体气压，放屁的可能性增大），全电梯的人大脑一定会很混乱。
有部日本片是描写电梯间凶杀案的，凶手不是人，是鬼，电影不断重复一个镜头：电梯间其实空无一人，但你却看到站了很多人。这些人就是鬼，上一次电梯失事后未及投胎的鬼，他们必须弄死一个人才能投胎，但总冤冤相报未曾了，弄死一个人便增加一个鬼……夜深人静时，你和陌生人共乘一部电梯，时间变得很漫长，永远达不到你要的楼层，突然门开了，你急冲出去，却是万丈深渊……
高层电梯公寓是一种伪高尚，离地200米，你将迷失自己的家庭方向，春节放鞭炮不方便，养宠物不方便，在阳台上种两株所谓花草基本上属于气若游丝一类，而且每逢喜庆之时挂灯笼找不到地儿，只能挂在阳台晒衣服的铁丝上，但其实那样子看上去好傻……
我觉得高层电梯公寓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单位面积里叠放N倍人群居住，用机械事故机率超过飞机（据权威统计）的铁匣子上下运输，早上永远会听到工人装修的噪音，永远不知道邻居的职业是什么，停电时只能爬上18楼（而且爬上去后绝不能发现家门钥匙忘带了）……这样一种类似工业化养鸡场的居住地点，它最大的商业宣传谬论是——这样一种在西方早已被否定（甚至从未有过）的居住方式，却在中国被商人们包装成时髦品、高端品。
在这里，郑重批评潘石屹，他的建筑不仅将中国人居住情趣引向庸俗化，而且非常不人道，大名鼎鼎的现代城就是一现代包身工高层窝棚，而建在国贸对面的那几幢高耸入云的纯玻璃建筑更加诡异——人类很像养在金鱼缸里的鱼儿，毫无保留地被来往于三环上的路人打量、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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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地200米，你还真以为自己成为鸟儿了，不过绝不能飞翔，否则就会如张国荣一样香销玉殒。
城市地理性格（1）
我们处在一个不太承认阶级的时代，但是阶级是存在的，至少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每天都可发现。
“东穷西富，南贵北匪”，大概在20年前成都就有这个流传于坊间的口号，我认为这就是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划分没有按政治意义而是按经济意义，但多少年来，这座城市按照这种脉络关系默默地传承。东边是国营厂区，它也有过风光，但自从市场经济发达后它便成为下岗工人集散地；西边是当年个体户主要居住区，有钱是自然的；南城因为开发晚，新兴行业、部分官宦人家以及美领馆的入驻，让它成为地位的象征；北面离早年袍哥据点天回镇近，加之聚居大量铁路工人，所以民风骠悍，“匪”字没有太大贬意，但传神表达了这个区域的人群风格。
其实从外貌就可以看出来，从市区向东，房子普遍灰暗破旧，虽然“河心村”附近开发了一系列号称很生态的宅区，但待到钢管厂、420等大烟囱余毒尽消，没有个十年八年不行；向北，“上河城”已被证明是一个聊斋志异传说的烂尾楼，再深入铁路系统厂区，那里人们的眼神就会让你觉得像锥子一样锐利；向南、向西就不同了，建筑风格多样色彩斑斓，街区较干净，高档茶楼会所也较多，人们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斗地主砸金花。
我没有什么高下尊卑之分，我认为城市的分工很像人体，有上半身当然也就有下半身，有的是拿来看的五官，有的是肌肉，有的是消化系统，有的干脆就是下水。不这样不行，当年乌托邦的设计者出于理想色彩，要把城市弄得和伊甸园一样，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城市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会马上消失，因为城市没有“下水”就会生病。
北京城的分工也很鲜明，西边因为云集了北大、清华、中关村而成为贵气逼人的区域；东边因为CBD区的兴建，一看就是阔人和新锐人住的地儿，国贸、港澳中心、燕莎、嘉里中心及大量使馆让它成为地王之王；南边地带则相对荒凉偏僻，是当年老舍先生写的《龙须沟》所在地，早些年晚上还可以听到狼叫，现在是中国足协、体育总局所在地；北边是工人较多的地方，民风也比较骠悍，那里离八达岭、草原近，历史上打过不少仗。
北京人是种太爱分辨方位的族群，所以至今都讲究家住东南西北，是否上风上水，活得也累。
上海分很多区，比如“黄埔”“静安”“徐汇”等，但总体来讲就是“上支角”和“下支角”，从理论上来看前者是达官贵人住的，后者是下劳力的人住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上海人挺有趣，没钱的“下支角”要是碰到“下支角”的“下支角”也会很不屑，嫁女招婿首先不问对方是否健康善良经济状况如何，而是问对方“上支角”还是“下支角”。还真怪，“上”“下”的不同也确实显得人种不同，范志毅当年就是从下支角出来的猛将，而祁宏、申思则是上支角的斯文人——直接影响到球风。
香港更明显，“中环”“铜锣湾”“湾仔”肯定不同，要是你去了“油尖旺”地带——也就是著名的油麻地、旺角、尖沙嘴，一定会知道香港为什么能拍出这么多好看的警匪片了，走在油尖旺，想象当年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旺角卡门》，想像《香港制造》中那些个蛊惑仔，想象《无间道》中昆哥拿着大哥大说：“香港，为什么并不香？”在正宗的香港看来，铜锣湾是可以平步青云的地方，而油尖旺则是可以一步就堕落到地狱的地方，前者出没着李嘉诚，后者出没着十四K、斧头帮以及鸡与鸭。
现在有很多人把香港当成繁花似锦、奢华无尽的天堂，其实去趟香港就知道，它大部分地区很破，基本上和成都重庆西安某些老城区一样，而且永无翻新之日，因为地价太贵，因为政府才懒得理你。
即使号称民主平等的美国，其城市阶级性也明显得不得了，富人区穷人区泾渭分明，大选的时候，总统候选人去哪个区事先都有讲究，有一年克林顿去了一个工人较多的社区，没留神穿了件阿玛尼衬衣，结果刚开讲鸡蛋就飞过来了，弄得小克不断说“SORRY”。欧洲就不用说了，这里是城市化进程的鼻祖，所以社区本身已成为一个人的身份，比如说英国的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