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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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老家伙曾写过一篇《狗屎主义》的文章，说：“我们都崇尚英雄，以至于崇尚英雄的一切，又因为英雄也屙屎，所以英雄主义也很容易成了屙屎主义”。
我一直不知道韩国人对中国足协的刺激是否已触及到灵魂了，但中国足协在总结韩国人成为英雄的原因时竟找出个“他们丫特能跑”的答案，这证明韩国人其实只刺激到我们的肌肉而未及灵魂。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问题或者说是个常识问题——韩国人很能跑，但打到世界杯第四名绝不仅仅因为能跑，如果阎世铎以为一通傻跑就能跑到世界杯第四名，“英雄主义”在我们这里不可避免地就成为“能跑主义”，正如当年“英雄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屙屎主义”。
事情到这一步足够幽默了，但还不收手，这一天会上还一拍脑门就倡议出个什么“中性化名称”来，说：“中国俱乐部的出路在于中性化名称，人家意大利都罗马米兰了，人家英国都曼城利物浦了，人家德国都慕尼黑汉堡了，我们还不把那些企业名字给拿下？”我同意中性化名称是大牌俱乐部的标志，我也觉着中国俱乐部那些个裹足布名称确实有点滥，但实质还是“英雄主义”与“屙屎主义”——你以为你把名称中性化后就真米兰双雄？王小二改了名字还是王小二，跟着英雄蹲下了并不见得就成了英雄，中国那些靠倒腾大虾、贩卖摩托车起家的老板们，你要真不让他把名字写在大旗上行吗？如果像美国职业大联盟取些个很文化先锋的“XX风暴队”、“XX革命队”，感觉不像一足球队，倒像一文革造反队或老迈了的崔健鼓弄出来的摇滚玩意儿。
我曾经举过一个不太准确但很形象的例子：中国足协就像一只奔跑在翻滚车上的小白鼠，无论小腿儿怎么辗转腾挪也翻不过山去。如果台下的人哄堂大笑他还不干，还一脸韩复榘：“老子机关枪把你们全突突了”，越严肃就越幽默；终于有一天一个足协官员跑来警告我，“这是秉承总局的意思”，这让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年的一句话并当即转赠给这位足协官员：“下级对上级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就是最大的怠工”。当然后来果真出台了上峰“坚持三从一大”的指令，所以很不幸，这两天国奥小将们正在昆明吐着舌头绕着场地跑圈，并被要求每周写一篇思想汇报：“我们要跑死韩国队”云云、云云。
我手里的一份国际足联技术统计表明：韩国队在世界杯上90％的技术指标名列前五。这证明人家并不是像畜牲一样狼奔豕突就成的英雄，中国足协别以为蹲在地下就可练就“蛤蟆功”，说不定一不留神就弄成了“倾，三遗屎”。
英雄难道只屙屎吗？我对中国国奥最后结局不胜担心，学会了屙屎甚至屙到脱肛，却没有成为英雄。这感觉好虚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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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牛
上个世纪70年代，一帮理想主义色彩极浓的美国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发明了一个新品种——“西红柿＋牛”。这个玩意儿妙在既有西红柿的高维生素，又有牛肉的高蛋白，而且它不会像牛儿那样会莫名其妙发疯，而是趴在地上静静地生长，皮子可以做皮鞋，还散发着果子的芬芳……当然这是个愚人节新闻，但王小波认为愚人节新闻也令人振奋，基因工程使我们步入如此奇妙的味觉殿堂，关于人生，我们是可以用想像力生产出诸多积极的结论的。
那天，有个足协官员对我很不忿，因为我认为阎世铎押宝中国国奥与中国女足的亚运名次是一种弱智豪赌，并断言“把所有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迟早要鸡飞蛋打”，足协官员像御前带刀侍卫一样捍卫着阎掌门并说：“如果拿了冠军看你怎么收场”，我当时并没有开腔，顶着唾沫星子默默地听着，沉默的原因不是惮于足协官员的威严，而是一不留神就想起了“西红柿＋牛”的科学发明。
中国足协还真把自己当人看，世界杯连吞九弹没有让中国人清醒，反面乌龟吃秤砣一般撑得心里特充实，在号称“反思世界杯”的一次什么###会上，沈祥福突然说：“后场学意大利，中场学荷兰，前场学巴西”，一向语言木讷的祥福居然能说出这样复杂的一个并列句已经很让人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将这样要求被我们称为“超白金”的中国国奥。但我认为这个高屋建瓴的口号怎么都会闻到股“西红柿＋牛”的味道，“意大利＋荷兰＋巴西”，那是8次世界杯冠军和几臻化境的足球技艺，美妙得就像吃完了西红柿顺手把果皮往脚上一套，就是一双高级不行的“BALLY”皮鞋。
幸好我这个人喜欢瞎读些书，幸好王小波给我们抖过这个段子，所以我在振奋之余知道这是个愚人节新闻，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西红柿＋牛”，用“西红柿＋牛”武装起来的沈家军当然要兵败釜山，这导致那天的谈话末尾，我冒出一句“西红柿＋牛”的不相干的话来，足协哥们用看见疯子的眼光盯了我一眼，走了。3天后，中国女足就在一场倾盆大雨中梦断亚运；5天后，中国国奥就在一场关键对决中并没有表现出“西红柿＋牛”的神勇，却被小日本炖成了一锅“西红柿＋牛肉”的罗宋汤。
中国足球最可笑之处不在于它太浅薄，而在于它太深奥，这个“深奥”使它经常漠视一些常识，像“西红柿＋牛”这样的玩意儿也只有中国足协这帮天才才想像得出来，但我们知道，方法错了一切就错了，而且练得越勤奋就错得越多，如果再给中国足球500年，再把队员们关进疯人院一样的封训基地，我们也不能得到“西红柿＋牛”。
之所以要动用20多年前的一个愚人节段子和“常识主义写作大师”王小波的招牌，并不是要进行一次批评，而是要进行一次预测——阎政治亲自挂帅的中国足球亚运代表队输了，并不因为他在雨中为女足扎过绷带、关心过例假周期，拍着肩膀叫过王新欣“好兄弟啊”地输了，虽然它只对老阎短时期内的仕途产生阴影，但更严峻的是2003和2004——两支方法上错了的队伍不可能因“抬起头来！”、“回去好好总结！”等豪言壮语而变得充满阳光灿烂，按这个错误的方法，2003、2004年依旧滑铁卢！我敢打赌。
我之所以经常很郁闷，是因为我们这个圈子活跃着很多把肉麻当有趣的人，现在一帮所谓名记和战术家们都事儿逼一样指出“要改打442而不是343”，“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三从一大”，“后场不要学意大利而要学德国或者中前场要学法兰西否则会抵抗不了韩国队的三前锋”等等等等，对此我哑然失笑，因为这个情景真像一帮理想崇高的科学爱好者们正在极认真地讨论“西红柿＋牛肉”的可行性报告。
中国国奥与中国女足兵败釜山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方法错误的必然产物，沈祥福与马良行虽然人品与敬业精神都值得称道，但中国足协不能因为急需一场胜利或者说急需一个借口来抚平创伤就把“西红柿＋牛”当成“星火燎原科技计划”来大力扶持。
我所接受的科普教育使我不想相信中国足协能改写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也不相信祥福能在实验室里弄出点违背上天造物的规律的产物，虽然关于“超白金”一代的发展计划如此浪漫宏大如此集各家各派之大成，但“中考”都没考好，“大考”能不糟糕吗？
我的眼前产生了一个未来的幻像——一头西红柿牛在悲惨地奔跑。
大连夺冠和七支钢笔
上个世纪60、70年代，钢笔是一种微妙的身份像征，正如现在的手机。
那时中国人普遍喜欢在胸前别着钢笔，马三立先生说了个关于钢笔的笑话：“如果别了一支钢笔，那他是小学生；如果别了两支钢笔，他就是中学生；如果别了三支钢笔，他一定是大学生那别了四支呢？嘛，他就是个修钢笔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院里那特有上进心的小伙儿每次搞对象前都要在上衣口袋郑重别上几支英雄牌钢笔，幸福得一蹋胡涂。
历史其实根本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中国人胸前永远会别着几支支撑门面的“钢笔”。
“如果还有人支持大连夺冠，他一定是大连人”，我知道，这个论断几乎可以导致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不能去这个海滨城市，我怕冷，又不会游泳，冒犯一座城市的名声是相当危险的。
但我相信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虽然整个大连城都在谈论勇夺第七个甲A冠军，都在憧憬胸前挂上第七枚冠军金牌的壮观景象，但我觉得那样子很傻，傻得就像一个人在上衣口袋上别了七支钢笔以示“知识分子”——累不累啊。当年乔丹在NBA拿冠军戒指如家常便饭，十根手指状如中国北方大娘纳鞋底的顶针，有人便从生理常识发出疑问：“要是乔丹再拿一次冠军戒指，是不是要脱下鞋来领奖？”
用脚趾来领奖的乔丹和佩戴七支钢笔的大连队都是不妥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情景对于一个美女来说就是一种审美疲劳，对于一个英雄呢？你可以说他们是金枪不倒，也可以说他们是苟延残喘。
总该给生活中找点新鲜感，大连再夺甲A冠军是对新鲜感的破坏，北京国安、深圳平安无论谁最终称王称霸，至少都可以让2002甲A在这个俗得掉渣的连续剧剧情上有所发展。 很多年前，辽宁队十连冠对中国足球绝对是一种伤害，因为那是在低级别竞争中的冠军，很多年后，如果大连队继续上演着它那一骑绝尘式的俗套，对刚刚在世界杯上惨遭蹂躏的中国足球更是一种伤害，中国第一，世界第屁，中国足球应该结束这种自蔚式的冠军纪录了。
我认为，生活的幸福感来源于世界的变幻多端，某一天这个变幻不存在了，幸福也就到头了。萧伯纳写过一本小说叫《英国人和那片岛屿》，那个人每天都面对着同样一片岛屿，面对岛屿上养的那群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最后他就成了那片土地，就成了那群猪。我们都不想成为一群猪，所以盼望下一次不再是乔丹、不再是大连就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我最希望深圳得冠军，倒不是为了帮朱广沪求证“土教练VS洋教练”的结果，也不是为了发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精神。我只是觉得这个结果一是最出人意料，最符合人们要求“新鲜”的趣向，二是这座“移民城市”在过去20年间制造出了很多“第一”，但在体育范畴还很荒漠，“深圳会议”取消了升降级，在取消了升降级的联赛里拿一回冠军，算是对深圳廉价的回报。
人过30总觉得生活开始平淡，面对中国足球面对中国联赛已有种精神上的“不应期”，那情形很像早上起来发现身边躺着个满脸褶子的黄脸婆，或者看一出根本就知道结局的侦探片，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