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全集-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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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仲马在世，听了这种评价，一定要气疯。法国的歌唱家知道了这种评论，也会说：我们到这里演出，真是干了件傻事。演一场歌剧是很累的，唱来唱去，底下看见了什么？卖淫嫖娼人员！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总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有点长进——谁知还是没有长进。　　　　
　　　　小时候，我有一位小伙伴，见了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当然，鸡不结婚，搞的全是婚外恋，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有伤风化；但鸡毕竟是鸡，它们的行为不足以损害我们——我就是这样劝我的小伙伴。他有另一套说法：虽然它们是鸡，但毕竟是在耍流氓。这位朋友长着鸟形的脸，鼻涕经常流过河，有点缺心眼——当然，不能因为人家缺心眼，就说他讲的话一定不对。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也许这纯属巧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聪明人的范围之内，道德上的敏感度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　　　　
　　　　在道德方面，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但高到我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这会闹到鸡犬不宁。他看到男女接吻就要扔石头，而且扔不准，不知道会打到谁，因此在电影院里成为一种公害。他把石头往银幕上扔，对看电影的人很有点威胁。人家知道他有这种毛病，放电影时不让他进；但是石头还会从墙外飞来。你冲出去抓住他，他就发出一阵傻笑。这个例子说明，太古板的人没法欣赏文艺作品，他能干的事只是扰乱别人，……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从Internet说起（2）
　　　　我既不赞成婚外恋，也不赞成卖淫嫖娼，但对这种事情的关切程度总该有个限度，不要闹得和七十年代初抓阶级斗争那样的疯狂。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反婚外恋、反通奸，还反对一切男女关系，不管它正当不正当。这是很好的文化传统，但有时也搞得过于疯狂，宋明理学就是例子。理学盛行时，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自然没什么好结果。中国传统的士人，除了有点文化之外，品行和偏僻小山村里二十岁守寡的尖刻老太婆也差不多。我从清朝笔记小说中看到一则纪事，比《廊桥遗梦》短，但也颇有意思。这故事是说，有一位才子，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散步，走到篱笆边，看到一对蚂蚱在交尾。要是我碰上这种事，连看都不看，因为我小时候见得太多了。但才子很少走出书房，就停下来饶有兴致地观看。忽然从草丛里跳出一个花里胡哨的癞蛤蟆，一口把两个蚂蚱都吃了，才子大惊失色，如梦方醒……这故事到这里就完了。有意思的是作者就此事发了一通感慨，大家可以猜猜他感慨了些什么……　　　　
　　　　坦白地说，我看书看到这里，掩卷沉思，想要猜出作者要感慨些啥。我在这方面比较鲁钝，什么都没猜出来。但是从《廊桥遗梦》里看到了婚外恋的同志、觉得它应该批判的同志比我要能，多半会猜到：蚂蚱在搞婚外恋，死了活该。这就和谜底相当接近了。作者的感慨是：“奸近杀”啊。由此可以重新解释这个故事：这两只蚂蚱在篱笆底下偷情，是两个堕落分子。而那只黄里透绿、肥硕无比的癞蛤蟆，却是个道德上的义士，看到这桩奸情，就跳过来给他们一点惩戒——把它们吃了。寓意是好的，但有点太过离奇：癞蛤蟆吃蚂蚱，都扯到男女关系上去，未免有点牵强。我总怀疑那只癞蛤蟆真有这么高尚。它顶多会想：今天真得蜜，一嘴就吃到了两个蚂蚱！至于看到人家交尾，就义愤填膺，扑过去给以惩戒——它不会这么没气量。这是因为，蚂蚱不交尾，就没有小蚂蚱；没有小蚂蚱，癞蛤蟆就会饿死。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6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近来和影视圈里的朋友谈电影，我经常要提起乌迪•；艾伦。这些朋友说，艾伦的片子难懂，因为里面充满了外国人的幽默。幽默这种东西很深奥，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学问，就看不懂。我说，我觉得这些片子很好懂。他们说：您是个最有学问的人哪。就因为能看懂艾伦的电影，我赚了这么一顶高帽。艾伦有部电影叫做《傻瓜》（Banana），写的也是个傻瓜，走在街上看到别人倒车，就过去指挥，非把人家指挥到墙上才算；看到别人坐在桥栏杆上，就要当胸推上一把，让人家拖着一声怪叫掉到水里——就这么个能把人气乐了的家伙，居然参加了游击队，当了南美的革命领袖……当然，这部电影想在中国上演是不容易的，但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在内。　　　　
　　　　艾伦还有部片子，叫做《性——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片子有点荤，不在引进之列，但也不难懂。我在街道工厂学过徒，我估计我们厂的师傅看到这部片子都能笑出来；但也会有人看了不想笑。有位英国演员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之后，仅仅因为他是男的，追星族的少女就对他很热情。他感慨道：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四十多岁，秃顶，腆着个大肚子（这就是他老兄当年的形象），这就是性感的标志啊。我也有同样感慨：原来“傻瓜”、“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这就是高深的学问啊。　　　　
　　　　最近看过美国电影《低级小说》（又译《黑色通缉令》），里面有个笑话是这样的：一次大战时，有个美国军人给爱人买了一块金表，未来得及给她，就上了前线。他带着这块表出生入死，终于回来，把表交给了她，两人结婚生子，这块表就成了这一家的传家宝。这家的第二代又是军人，带着金表去越南打仗，被越共逮住，进了战俘营。越共常常搜战俘的身，但此人想道：我要把这传家宝藏好，交给我儿子，就把它藏在了屁眼里，一连藏了五年，直到不幸死去。在临终时，他把表托付给战友，让他一定把表给儿子。这位战友也没地方藏，又把它藏在了屁眼里，又藏了两年，才被释放。最后，这家的第三代还是个孩子时，有一天，来了一位军官（就是那位受托的战友），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并把这件带有两个人体温，七年色、香、味的宝物，放到孩子手心里。这孩子直到四十多岁，还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一幕，然后怪叫一声吓醒。　　　　
　　　　鲁迅先生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民国时，一位前清的遗少把玩着一件珍贵的国宝——放在手里把玩，还拿来刮鼻子，就差含在嘴里——原来这国宝是古人大殓时夹在屁眼里的石头。从这两个故事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幽默是没有国界的，用不到什么高深学问就能欣赏它；但你若是美国的老军官，就不喜欢《黑色通缉令》，你要是中国的遗老，就会不喜欢鲁迅先生的笑话。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说：听不懂。　　　　
　　　　除了不想懂，还有不敢懂的情形。美国的年轻人常爱用这样一句感叹语：Holyshit！信教的老太太就听不懂。holy这个词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国人说：伟大、光荣、正确，shit是屎。连在一起来说，好多人就不敢懂了。　　　　
　　　　在美国，教会、军队，还有社会的上层人物，受宗教和等级观念制约，时常犯有假正经的毛病，所以就成为嘲讽的对象。这种幽默中国没有，但却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这种幽默，道理是明摆着的：这里的权力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开玩笑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喜欢说几句笑话，别人就总说：你在五七年，准是个右派。五七年有好多漫画家都当了右派。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治漫画的国家。于是，幽默在这个国家就成了高深莫测的学问。　　　　
　　　　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玫瑰之名》，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中世纪的意大利，有座修道院，院里藏了一本禁书，有很多青年僧侣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看这本书，又有一个老古板，把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毒死了。该老古板说道，这本禁书毒害人的心灵，动摇人的信仰，破坏教会在人间的统治——为此，他不但杀人，还放了火，把这本禁书和整个修道院都烧掉了。这是个阴森恐怖的故事，由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悬念——这是一本什么书？可以想象，这书里肯定写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在电影结束时，披露了书名，它就像《低级小说》里那块沉重的金表，放进了你的掌心：它是亚里士多德久已失传的《诗学》第二部。这本书只谈了一件事：什么叫做幽默。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放在现代中国。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电影；韭菜。旧报纸
　　　　看来，国产电影又要进入一个重视宣传教育的时期。我国电影的从业人员，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厂当工人，经常看电影，从没花钱买过电影票，都是上面发票。从理论上说，电影票是工会买的。但工会的钱又从哪里来？我们每月只交五分钱的会费。这些钱归根结底是国家出的。严格地说，当时的电影没有票房价值，国家出钱养电影。今后可能也是这样。正如大家常说的，国家也不宽裕，电影工作者不能期望过高。这些都是正经话。　　　　
　　　　国家出钱让大家看电影，就是为了宣传和教育。坦白地说，这些电影我没怎么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闲着没事，还去看过几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场电影都没看。那时期我在复习功课考大学，每分钟都很宝贵。除我以外，别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具，准备结婚，有人在谈朋友。总之，大家都忙。年轻人都让老师傅去看，但我们厂的师傅女的居多，她们说，电影院里太黑，没法打毛衣——虽然摸着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师傅们说：还没学会这种本领。其结果就是，我们厂上午发的电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纸篓里。我想说的是，电影要收到宣传教育的结果，必须有人看才成，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除了编导想办法，别人也要帮着想办法。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我有如下建议：假如放映工会包场，电影院里应该有适当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面看电影，一面打毛衣，这样就能把人留在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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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不光体现在城市，还体现在广阔的农村，在这方面我又有切身体验。七十年代初，我在云南插队。在那个地方，电影绝不缺少观众。任何电影都有人看，包括《新闻简报》。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观众，没票房，这倒不是因为观众不肯掏钱买票，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钱。　　　　
　　　　我觉得在农村放电影，更能体现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打个比方说，在城市的电影院放电影，因为卖票，就像是职业体育；在农村放电影，就像业余体育。业余体育更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但是干这种事必须敬业，有献身精神——为此，我提醒电影工作者要艰苦奋斗，放电影的人尤其要有这种精神。我插队时净和放映员打交道，很了解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在队里赶牛车，旱季里，隔上十天半月，总要去接一次放映员，和他们搞得很熟……　　　　
　　　　有一位心宽体胖的师傅分管我们队，他很健谈，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