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色生香-第3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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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港产电影量锐减，当年地情况，每届都有几百部港片等着参加，挤破了头还不见得能进入。而这几年下来，电影公司一间间倒闭，港片一年年减产，渐渐的连一年五六十部拿得上金像奖的电影都没有了。
金像奖本来是有着强烈地域气息的，只针对香港本土、奖励香港本埠电影工作者的地方性奖项，由于参加评奖的影片一年比一年不足，被迫从刚开始的只接受香港本埠电影，到开始接受港资地大陆电影，到最后完全接纳国内的电影。
而在各个奖项上，香港本土人才的青黄不接和日益匮乏，也给金像奖带来了年复一年的尴尬。影帝一年比一年老，新人的水准根本接不上来，也幸好香港还有这批四五十岁的老同志，不然不知道奖杯发给谁去；影后方面更不用说，一连几年全颁给了地地道道的大陆女演员。
除了参展影片的质量、数量下降之外，更要命的是资金财力上的窘迫。
随着香港电影业的颓败，每年电视转播、海外发行的收入也随着民众的关注度的日渐下降而慢慢紧张起来。
一方面银根告急；可另一方面，自从金像奖搬到红馆之后，费用一年比一年縻费，场面一年比一年奢华。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观众的档次和要求越来越高，金像奖是靠电视转播和广告赚钱的，节目做的不好看、场面不壮观，收视率就要下降，那资金就更紧了。
本来以金像奖的影响力，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旧船还有三千钉，金像奖组委会、董事局如果发一个意向出去，相信还是有无数香港商家愿意赞助这一盛事地。
这方面的提议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许多人多次提出了，但是以文俊为代表的一些资深董事拼死抵制。无论如何不肯将金像奖这个非牟利团体办成一个商业化色彩浓重的活动。他们的坚持显然是非常有道理的，商业化的结果必然是无法确保公正和艺术性。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富豪出资一千万赞助承办本届金像奖，但是私下向组委会提出影后的奖杯必须颁给某某与他关系“特殊”的女演员——那该如何处理？
种种因素之下，这项东南亚著名的、质量极高的电影奖项，终于不可避免的走上了日薄西山的末路。
先是2006年底，当年金像奖的最主要创办单位——《电影双周刊》宣布破产倒闭。可想而知，在这个商业发达的浮躁社会中，一本如此注重艺术性、严肃性的刊物如何能生存下去？
《电影双周刊》的倒闭仿佛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为金像奖的末路唱起了挽歌。随后，当年创办金像奖的十三个电影团体陆续又有三四个单位退出，使本来紧张的资金更加窘迫。
去年、前年两年间，又由于易青整合驱逐香港影业中的黑势力，以及股市影业股动荡等等事件带来的整个香港电影业的末世情绪，使得包括十大影业在内地各家电影公司无心创伤；除了王家伟、杜其峰这类不倒翁型的大导演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作品问世，港产片进一步锐减。
本来金像奖是每年四月，最迟五月就会开始。今年干脆拖到现在快五月底了，连基本的参奖影片还没有全收上来，提名地情况更是迟迟没有向社会公布。在传媒的步步紧逼追问之下，社会上的舆论压力更使得文俊这些人喘不过气来。
眼看着煊赫一时的金像奖竟窘迫到了必须选择“办”与不“不办”、生存或者终结的关头，文俊、吴司远这样的香港老电影人真是心如刀割。
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不依靠外力，金像奖就无法起死回生，必然无以为续。
而这个强有力的“外力”，在当初那个群龙无首、日益萎缩的香港影业群体中是找不到的。无论是黑社会背景的中国星、英皇，还是老牌的佳禾、环亚或者影业世家邵氏，都不足以充当这个力挽狂澜的角色。
可现在不同了，现在香港影业有了华星。现在的华星市值超过百亿。是香港目前唯一一家能制作国际级大型商业巨片的影业集团，今年更是以一部票房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花木兰》横扫异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北美海外，华星人脉广泛，关系强硬，无论是中影还是好莱坞大同盟，华星地招牌都能通行无阻。
这样的影业集团，资金雄厚，神通广大，当然是香港影市“救市主”的不二人选。
所以文俊和吴司远今天一个代表香港电影金像奖董事委员会，一个代表香港电影人协会，先来探探华星头号人物——主席易青的口风，其实说白了也是希望靠吴司远的易青的旧交情铺路搭桥，希望能为濒临停办的金像奖请回一尊活神，注入新鲜血液。
易青听清楚了文俊和吴司远的来意，思虑再三，缓缓的点了点头，道：“为了亚洲影业的新经济秩序，为了华语电影，为了香港电影的繁荣，我们华星责无旁贷！”
第十六章 华星发动机（上）
易青这一代中国的青年人，准确的说是七零后、八零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孩子，对香港电影金像奖有着非常特殊和深厚的感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和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的国策板逐步和确立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从近现代的蒙昧真正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过程；在文化消费上尤其是如此。
国门打开了，外面的东西哗啦一下涌了进来。顿时让整整一个国家自以为是的土老冒傻了眼——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承认，想当年，我们还天天想着要去“拯救这世上五分之四还在受苦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呢！
而青少年，是最容易被新生事物和优势外来文化感染和影响的群体。那时候，注重观众感受和商业效果的香港电影简直看疯了一代人。整整一代人，几乎个个都以某个香港演艺明星为偶像，以说话办事能有一点“港味”为朋友间炫耀的资本，以看过的港片的数量来判断一个青年时尚的程度。
每年电视台转播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之夜，更是牵动着无数年轻的港片迷地心。这个活动不但能了解到近一年来，市场上最热最好的港片都有哪些。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几乎所有香港明星、梦中偶像的熠熠星光。
时至今日，易青关于少年时代的各种重要的想象之中，还有这样地一幕——每年一到那个日子，就在晚上十一二点地时候，瞒着父母打开电视，把声音调到最小。然后坐在离电视机很近的地方。恨不得耳朵贴在喇叭上听里面的人说话，熬夜收看香港金像奖地电视转播；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恋恋不舍的看着字幕，披着衣服钻回被窝。整个晚上激动不已。
那懂懂的年代，青涩的回忆，那些火热的青春，滚烫地年华啊！
可以说易青这一代人关于优越生活、精致人生及情感的全部启蒙，几乎有半数以上来自于港产电影和流行文化。
当然，随着年岁渐长。知识渐丰，今天的易青，自己也是满腹才学，见惯世面的电影家了，当年的狂热早已淡淡退烧，代之以理智和思考……他也渐渐明白了香港电影所谓“港产港味”的狭隘和局限性，更了解一个只能满足地域需求的文化样式是不可能形成优势文化的，更明白过分集中的地域特色和狭窄地受众面必然会带来一个文化消费形式的消亡……
……这些易青都知道。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接受是另一回事；理智是一回事。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当他猝然听到曾经在他心目中有着无比崇高地位的、有着特殊情感的金像奖，居然到了要被迫停办的地步时，在惊愕之余更多地是痛心和怅惘。
这黯然落幕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么，谁能在这个时代的挽歌中。奏响又一个伟大时代的序曲呢？
……
华星的董事会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向——全面介入香港金像奖，华星集团以单位身份加入金像奖董事局。
开会的时候，除了从小在外国长大的罗纲和刚刚从美国赶回来的李杜——这两个人没有经过那个时代，无法了解一般人对港片和金像奖的感情——几乎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这点倒是令易青吃惊。
就连一向冷静的近乎冷酷的孔儒和精明的宁倩华都赞成这个费钱又费力却又看不见“回头钱”的提议。不仅仅如此，董事会还决定，全资并购《电影双周刊》！
《电影双周刊》自倒闭以来，接连转了好几手，都是以惨淡的可怜的价格成交，而且在新主人手里也丝毫没有起色，更不用提当日的荣光了。
香港电影没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港味文化的短视、狭隘和功利。《电影双周刊》的命运传神的说明了这一点。
易青等人的行事风格，是这些香港商人所想象不到的。就象易青的电影永远能在商业和艺术两种属性中游离出一个良好的契合点一样；在商言商，易青不能真的完全靠感情去决定一个计划，他不能花着股东的钱去做一个真的没有“回头钱”的投资。
所以在他的这个计划书里，他提出了几条——
第一，停办一年的金像奖。当然对外不能说停办，而是说因为金像奖董事局改革，两年并做一年来办。这样一来，明年的这届金像奖，就会有类似《花木兰》、《北角夜未半》这类优秀电影参加；同时，整合完黑股份后重新出发的九大影业，也必然会有一批作品面世。到那个时候，金像奖就不会是没影片可评，而是会实现九十年代以来第一次的空前繁荣。
第二，并购《电影双周刊》。利用这个刊物当年的影响，为华星集团的一系列作品做宣传，并且以此促进香港大陆两地电影文化的交流。
第三，力邀九大影业共同注资金像奖。加上华星，一共十间公司，凑个几亿出来没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就凭易青为九大影业拿回的那些股份平价卖回给他们这件事，他们就欠了易青天大的人情。更何况，有了易青这个“好朋友”，明年开始，他们的电影无论是出埠销售往大陆，还是拿到美国去放映，都有了指靠。毕竟通过易青。总比通过那些扑克牌面孔的大陆官员要好，所以易青这个朋友他们是舍得花大价钱结交地。
十家公司一起拿钱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交给金像奖董事会去运作，钱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三件事情一做，华星至少能得到以下好处：第一。成为金像奖的大救星；第二。奠定了华星集团成为整个香港影市当然的“盟主”、“霸主”的地位，至少在普通人心目中是这样的；第三，在国际市场这盘棋地棋局上。华星集团作为代表香港同时也代表中国大陆最优势行业力量地这个事实，更加稳固了，从今往后所有象进入中国乃至亚洲市场找合作伙伴捞钱的外国电影公司，想要绕过华星都将成为一个非常费劲的事。
同样地事情，易青能做，而香港本土的电影商人没有一个能做成或者想到去做。那是因为香港生意人的短视决定了他们不了解，许多时候，潜在资产这种东西会比摆在明面上的银行数字更“值钱”。他们要是有这种宏观和布局的大魄力和智慧，当年也不会为了赚快钱疯狂的跟风出片，把影市做坏了。
五月底地一天，和金像奖董事会的前辈们以及九大影业的代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