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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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人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察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布置,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20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有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第九章 法儒不同炉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进京机会,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馆阁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只要进京考试,就有可能成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还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180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过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轻的王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非常礼貌。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侍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时间长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里扎了根。在这次求言过程中,神宗留了个后手,在帝国众多繁忙的,被仁宗晚期因病拖沓的,被赵曙濮议耽误的政事中,对江宁府下了一条指令。
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事了。话说以前那么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怎么会例外呢?可例外偏偏出现了,他接到指令没有半点的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也。
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王安石是奸诈的,他先是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的给年轻的神宗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
对不起,这点证据还不够。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不是说只有邪恶的人才懂得兵书战策,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就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糜烂、亡国的。
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挚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已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这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
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拼五骊六的赋体,对仗公整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宫之前,有个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仍然无动于衷,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了。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你不要也得要。这时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20%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做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20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躁躁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扬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