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3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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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成熟的政治家？就是知道怎么说，还知道怎么做。像北京的哥，说出国内形势、政坛风云来头头是道。仿佛是国策顾问在指点江山，连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也要甘拜下风。但真要让他们做实事呢？别说县长、乡长。就是当个居委会主任，他们都玩不转！
孙元起半晌才点点头：“唐兄见教的是，小弟确实有些想当然了！”
唐绍仪道：“再比如贤弟希望实行分税制，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以确保地方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权，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但贤弟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实行分税制，各地方政府会不会在议会中极力要求减少上缴中央的部分？在征收中央税收的过程中，会不会虚与敷衍、多征少缴？万一地方少缴、不缴中央税款。又该如何处置？
“可以想见，一旦推行分税制，各省必然以地方税收的名义巧立名目，设置关卡，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到最后，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粮食十之七八都被政府征缴；商铺工厂只要开门，就会面临数十种苛捐杂税，只能歇业大吉；省内外关卡林立，处处征税。造成商品流通不便，物价腾贵……如此一来，何谈发展实业、改善民生？”
孙元起有些汗颜：“是小弟考虑欠周！”
唐绍仪接着说道：“愚兄听孙逸仙说，贤弟曾建议中央政府军队国家化，即军队既不属于某一特定人士，也不属于某一政党派系，而是属于全体国民或国民议会。如果袁项城不同意，便退后一步，要求允许各省议会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贤弟能以一省都督身份，提出如此大公无私的建议，不愧被大江南北青年学子尊之为‘当代圣人’！
“如今各省只有咨议局，并没有议会，而都督手中已经握有军政大权。将来成立议会，必然在都督一力掌控之下。这样一来，军队名义上归各省议会所有，实际上还是都督自己的，只不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军队国有之名，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只怕与贤弟的初衷大相违背吧？”
孙元起觉得自己脸上已经开始流汗了。
唐绍仪这才话锋一转：“愚兄并没有责难的意思！贤弟以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去年年底才开始接触民政，纵使诸葛重生、萧何再世，也难免会有思路不周举措失当之处。何况贤弟在川陕一带谨言谨行颇有惠政？愚兄此番言论，其实大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愚兄之所以责全求备，是因为贤弟年未不惑已经名满天下，而且身居高位，难免有些骄傲自得，如果不稍加抑损，只怕会遇到什么蹉跌。
“贤弟既是前朝庆亲王内阁的学务尚书，又是袁项城内阁的学务大臣，还是南方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可谓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什么蹉跌，你至少还可以在内阁里呆上三十年，在不远的将来，什么内阁总理、国家大总统，无不唾手可得！如果你能精通政务，擘画得当，不仅是四川、新中国党之福，也是全国民众之福！”
孙元起苦笑道：“谢谢唐兄抬爱，小弟实在愧不敢当！说到底，小弟只是个想从事教育的理工男，机缘凑巧才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对于国家大事一窍不通。您说的‘精通政务，擘画得当’，如今天下只有袁项城、孙逸仙等三数人当得，小弟现在、将来都不会在其列！”
唐绍仪摇摇头：“贤弟不要过谦！不错，现在环顾全国，确实只有袁项城一人最有把握掌控大局，孙逸仙等人还稍稍逊色。但是袁项城已经六十有三，孙逸仙也年近五旬，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们又能执政多少年？未来的政坛，终究是属于贤弟你的！”
孙元起道：“不过年青一辈，小弟还是更看好黄克强、宋遁初（宋教仁）、蔡松坡（蔡锷）等人。——本来陶焕卿、陈英士也是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们英年早逝，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
孙元起说的这几个人都是1874年以后出生的，像宋教仁、蔡锷都是1882年生人，今年正好三十岁，已经分别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云南都督了，端的是锐气逼人！
唐绍仪微微颌首：“贤弟数的这几个人都是人中龙凤，尤其是宋遁初，愚兄在上海会谈过程中曾有幸一晤，领导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贤弟与他们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贤弟有自己的大中小学，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学生；其次，贤弟有四川、陕西、甘肃等之地；第三，贤弟有五个协以上的精兵；第四，贤弟有自己的政党；第五，贤弟名满天下，三入内阁；第六、贤弟有自己的产业，任何时候不用担心经费掣肘。
“这六点，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或占其一，或占其二，却没有人能兼而有之。尤其是最后一项，他们更是难以企及。这年头，革命组党、练兵自卫、合纵连横，没有孔方兄开道，只怕是一事无成！而中央政府的席位就那么几个，你凭借实力、资历、名气等先行一步，占了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纵使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再有能耐，也只能望洋兴叹！”
孙元起道：“奈何小弟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儿！就像数学要从加减乘除起步、中文要从点横撇折捺开始一样，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或治国方案，必须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小弟自十多岁就开始学习物理，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接触什么为官之道。这些年踉踉跄跄过来，全靠叔祖父孙文正公、中堂张文襄公及诸位幕僚帮衬，实在不敢觊觎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定义学起，然后搭建起一个庞大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定义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中国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从基层做起，接触民风民情，为的就是逐步掌握处理政务的手段技法，形成自己的行止风格。经过逐轮淘汰，最终选出各级领导。偏偏孙元起缺少了这个环节！
唐绍仪笑道：“前朝李文忠公（李鸿章）说过，天下最简单的事莫过于做官，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是十分的无用了。贤弟聪颖特达，怎么可能不会做官？至于你说的治国方案，那倒是简单得很，愚兄便可以帮忙！”
第三零四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哦？愿闻高论！”孙元起非常好奇。
唐绍仪也不卖关子：“所谓治国，关键在一‘国’字。好比砍柴伐木，总要先知道砍什么样的木材，才好准备工具。如果是千寻铁松，你准备的是把柴刀，难免会无计可施；如果是连翘、黄杨之类的低矮灌木，你准备了宣花大斧，也未免大材小用。所以要想治国，先要明白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中的国家与现实中的国家主要差距在哪里？当前国家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眼下清帝刚刚逊位，南北和谈初成，国家政体尚未确定，好比一张白纸有待英雄豪杰涂抹。此时正是百年难遇的良机，一旦错过，则噬脐莫及！贤弟或许不信，愚兄就举李文忠公所言为例。李文忠公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眼光卓越，手腕敏捷，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独任，国家倚为重轻，是大清享国三百年少有的社稷之臣！但他晚年曾自言，终生所为不过是一裱糊匠的营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治以来虽然陆续平定发匪、回乱，天下初定，民心思安，当时号称‘同光中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表象，大清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一百多年的折腾，早已病入膏肓。好比是间破屋，由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人东补西贴，居然成为窗明几净的干净屋子。如果遇到小风小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加以补葺，还可勉强敷衍一段时日。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只能房倾屋颓，沦为丘墟。
“裱糊匠自然知道纸片下面是何等材料，也知道破屋随时有倾覆危险，却不敢越俎代庖替房屋主人拿主意，把屋子推倒重建。而且房屋主人对旧屋恋恋不舍，总觉得还能支撑，心里也不愿随便拆建。裱糊匠只好听从房主的意见，尽力做些涂饰修补的活计。直到心力交瘁、油尽灯枯。这也是李文忠公晚年抑郁寡欢的原因。假如他要是生在立国之初，必然可以垂范立极、百世沐恩，又何至于此？
“如今你我生逢其时，即便不能一言而决国家政体，至少可以否决许多不合时宜的建议，为国家后世造福。尤其是贤弟你，名声广布倾动朝野，一举一动天下瞩目，只要提议建言。袁项城、孙逸仙也得虚心接纳，更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
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孙元起下意识就想起了后世的中国体制。
尽管有无数公知、精英抨击这种体制专制腐败。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权益受损等等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强大的威力！在这种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迅速超越法、英、德、日等国，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神舟飞天，嫦娥奔月，青藏铁路通车，高铁网络营运。一个又一个壮举无不彰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指日可待！
清末民初，中国外有强敌，内有割据。人民生活困苦，科技落后世界，难道和1948年、1978年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既然后世的事实证明体制可行，为什么不能把它移植到1912年？
唐绍仪见孙元起沉吟不语。便劝说道：“百熙，这几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要把它们想通、想透，形成圆融自洽的体系架构，却非一朝一夕之事。你也不用急于一时，反正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慢慢思量，争取形成既具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当下国情的治国理念。”
见孙元头，他又接着说道：“至于治国的‘治’字，就是把当前国家最紧要的几个问题排好顺序，让内阁诸人拿出可行性方案，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贯彻实施。比如现在你认为完成行政统一、推行议会共和制、普及义务教育、整理财政、完善军备、铺设铁路等几项比较重要，但究竟哪一项先执行、哪一项后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调整执行情况？这些才是国家元首、地方长官需要认真考虑的。至于如何执行，那是下属们的职责所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