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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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程多数是解放军工程兵承建的，这些年工程兵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工程质量绝无问题。令大家头痛的不是简单的工程建设，而是复杂的人事关系。用哪个工程队，不用哪个工程队，如何使用零工，如果支付费用。另在工程当中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对盗窃建筑物资的人如何处理。
把一样社会行的评分为从0弄到60，是容易的。新创建就可以了。但是从60弄到80，就要牵扯复杂的社会关系，想从80弄到90，那几乎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才行。对于这些问题，就得有高水平的社会运营能力。在这方面，共和国的干部队伍，既要经历严峻的考验。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孤军奋战。
共和国的党政军，可以说实在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体制。而人民则在逐渐适应这个体制。在这时候，就是传统的盟友也会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变成敌人。例如农村的农民，虽然在土改时代是政府的绝对支持者，但是在城市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无疑成了政府的对立面。偷工减料，虚报物资，这些本来就一无所有的人们，看到这么多物资，从中捞一把就是第一本能反应。在通过秩序的渠道——参与工程之后，他们往往不知足。就是进行了教育，他们能够理解遵守规则的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遵守规则。
那些破坏规则的都是“坏人”，但是自己这么可怜，破坏规则也应该被原谅。对这样的态度，除了使用法律来保障秩序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共和国的监狱，不知不觉之间就塞满了人。“劳动改造”随即以“违法”的姿态出现了。
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全国都在出现这个问题。中国战乱几十年，人民对于战争并不陌生，对于和平带来的富裕反而不够习惯。出于对恐惧，人民的内心深处都希望能够各种手段，积累起足够应付任何不利环境下的物资和资本。所谓“仓廪足而知荣辱”，实际上就是人民富裕之后，才能够遵守法纪。
不仅仅仅是人民，全国各行各业都有这种问题出现，尽可能的希望在和平环境当中捞一把，尽快摆脱贫困的生活。或者登上更高的阶级。认为和平可以给给中国带来内部安定的想法，被证明是非常不可靠的。
面对这样的形势，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运动，“三反五反”正式登场。早在陕西时代，北方局就有过此类经验，他们当年也是采用的“三反五反”政策，现在把文件稍微修改一下，附上经过提炼的各种标准，就像全国推广开去。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和历史不同的是，各种相关法律都很完备，三反五反运动除了打击之外，更重宣传，“普法”，树立法律意识，也是这次运动的核心关键。对于初犯者，只要来一次深刻的检查，陈述自己“不知道相关法律和规定”，是能够得到宽大处理的。至于二犯之后，也不是完全不能够得到一定的宽宥。对于三犯的罪犯，法律才会完全毫不容情的进行惩处。于是法院的工作就开始繁忙起来。
这样的形势下，那么出身有钱阶层，对于政治有更多期待的旧上层，开始逐渐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共和国政府体系。他们追求的利益和那些下层的人完全不同，臣服于土星共同体的羽翼之下，加入政府体制，成为权力者的一员，就是他们现在的目的。对他们来说，国家现在推行的政策并非不能理解，他们甚至真心的支持这些政策。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权力者是有益的，良好的制度，也是权力者所需要的。这个国家现在的掌权者为了更好的运营国家，就必须将曾经一手垄断的权力不断交给体制来运营。
历史早就告诉这些曾经的上层和现在的新进权力者，无论如何叱咤风云的人物，都会有失败的一天。即使他们获得了每一次斗争胜利，他们也终将死去。一个政权的制度总会有各种位置，这些位置主人决不可能永远坐在上面。既然这些位置的主人并非宇宙出现的那天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就没有理由让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做到宇宙灭亡的那天。
每一次变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一次有人倒霉的时候，这些位置就会有变动。就像现在，如果不是那些穷鬼们倒了霉，哪里轮到这些旧上层当中的有能力者进入政府组织呢？一个政权无论在战乱年代或者和年代，都是掌握在最大资本者的手中。那些出身旧北洋的革命者，现在都身居高位。如果不是他们掌握了中国最大的国有资本，哪里有他们今天的风光？
中国旧上层们并非没有对此进行过反思，他们当中的清醒者甚至没有妒恨。现在身居高位的那些人，当年冒着巨大的风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获得现在的位置可以说理所当然。和平来到了，获得权力和资本控制权的道路不再危险，只要追随着那些成功者制定的规则，旧上层并非没有机会。对于这些清醒者来说，沉浸在旧时代梦幻里的腐朽的家伙，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腐朽去吧。适合自己的新时代拉开了帷幕，只有适应这个时代，跟上这个时代的思考，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穷鬼们之所以是穷鬼，因为穷困让他们的脑子里面缺乏知识和能力，共和国的义务教育在普及，只要有上进心的旧上层都很清楚，这本身就在削弱他们家族的基础。必将有无数新的有能力者脱颖而出，在那些人获得成功之前，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中国好不容易摆脱了战争，共和国并不希望本土再次沦为战场。而且与其疯狂的进行战争，还不如在现在工业化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新开工的工程当中投入的每一分钱，在工程结束后都可以得到百倍的收益。战争对中国现在正在摇摆的制度建设，有着重大影响。凡是想走体制派的，都非常清楚这点。
对于旧上层突然间极度合作的原因，上层同样心知肚明。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反对者有之，无视者有之，却没有公开支持者。但是当有人提出方案，要求制定条例对其进行限制的时候，无记名投票无论如何都达不到该方案得到通过需要的数量。这样一个奇妙的情况，让上层里面的坚定革命者不得不开始反思了。
中国的总体形势一片大好，微观具体操作上则是问题大把。如果说这是烦恼，比较苏联这就是幸福的烦恼。
1942年3月，气温终于回升到德国可以忍耐的程度。在地面再次陷入遍地泥浆之前，德国中央集团军发动了第二次莫斯科战役。已经缓过来劲的苏联和德国再次激战于莫斯科城下。当德国人缩在冰屋内过冬的时候，苏联人没有闲着。莫斯科已经变成了要塞一样的城市，漫长脆弱的交通线让德国中央集团军无法对坦克等装甲装备进行维修，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消磨，德军的战斗意志也远不如1941年那么强悍。
三周的进攻始终无法突破苏军防线。德军不得不撤退。但是对德国人来说，也并非没有好消息，曼施坦因指挥着北方集团攻克了列宁格勒，德军的战略形势得到了改善。
中央集团军在两次莫斯科战役中，共损失了40万部队，第二次莫斯科战役，与其说是战役，更像是牵制。苏联不得不将主力用于莫斯科地区，以德国中央集团军撤退，列宁格勒失陷为句号的莫斯科战役，很难说谁是谁获得了胜利。
1942年4月中旬，中央集团军撤退之后，希特勒下达进攻苏联南部的命令。只要能够夺取高加索地区，切断苏联的石油供应，苏联人在连续经受了沉重打击之后，再也不可能有力量对德国实施反击。
此时的亚洲，就是另外一番局面了。日本占领了缅甸，进攻印度的时候，钱德拉？鲍斯从德国赶回印度，在他的配合下，印度反英组织向日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为日军提供后勤等帮助。英国人在镇压印度独立势力的时候，还算是得心应手。但是当印度独立势力为日军开始服务之后，英国人就吃不消了。英印联军在印度一败涂地，日本人在战斗当中能够忍受的艰苦条件，真的是超过了英国人想像力。保证日军前线部队每天一个饭团，日本人就能够忍受艰苦的行军和战斗。印度反英势力提供的物资对英国人来说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就能够支撑十五万日军部队的后勤。
印度南方在钱德拉？鲍斯的鼓动和组织下宣布独立，当然这种独立或许比不独立还要差。土邦和独立地区争端不断，而且还有些土邦干脆就自己组织了军队，对抗新独立的印度政府。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宣布独立的印度新政府组织工作并不算成功。独立的印度南部政府与日本人联合对抗英印北方政府与各地土邦。
1942年初的日本真的是风光无俩，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日本都控制了广大的面积。没有像历史那样卷入中国大陆的战争，日本得以将更多人力和资源用于投放在东南亚地区。虽然日本利用东南亚物资的效率之低，比历史上并无什么提高。可虚妄的满足感，让整个日本都陷入了一片欢腾之中。
日本国民的欢欣鼓舞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从明治大帝到现在，几十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到了收获的日子。占有了这样庞大的领土与海疆，打通了与轴心国盟国的海上交通线。中国龟缩在大陆上，吭都不敢吭声。只要能够将占领区丰富的资源运回日本，皇国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梦想就可以实现。
作为皇国精锐的先锋，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航母编队司令山口多闻，以及立下大功的南云忠一，马来之虎山下奉文这四位功勋赫赫的将军，接受天皇的亲自接见，就是历史性的时刻。
两辆敞棚汽车缓慢行驶在东京街头，前面一辆坐着山本五十六和南云忠一，后面一辆上坐着山口多闻与山下奉文。无数群众向他们抛出鲜花与护身符，警察们一面艰难的维持秩序，也忍不住对英雄们挥手致意。四人穿着礼服进入皇宫之后，群众没有散开，而是在外面等待着消息。
“山本五十六大将成为海军大臣，山口闻多中将晋升大将，接任联合舰队司令职务。南云忠一中将成为海军部次官，晋升海军上将，山下奉文晋升上将。”听到这一系列消息的民众齐声欢呼，樱花飞舞的东京街头，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轴心国风生水起，同盟国怀疑能否真的打赢这场战争的时候，同盟国之一的中国政府却在召开大战略研讨会，讨论战后的局势问题。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高层对美国的实力非常有信心，战胜轴心国只是时间问题，并非能否战胜的问题。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战后的局面。以此为基点，共和国要制定出战争期间的国家运行方向。
现在的国内，人民反对实际参战的情绪远比想象的要更大。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总攻的时候，解放军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可歌可泣，但是让解放军出国作战，或者在没有遭到敌人进攻的时候，主动进攻轴心国，士气并非想象的那么高昂。
这些年，共产主义理想在解放军当中，特别是西北局出身的军官和政委心中相当的淡薄。倒是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