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4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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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战场上交手之外，两国还在各条战线上交手。“华芯集团”与英特尔公司在商用处理器市场上的惨烈竞争，就是大国对抗的缩影。如果没有国家意志做后盾，不管是“华芯集团”、还是英特尔公司，都不会做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在谁也输不起、或者谁也承受不起战争的情况下，除非没有选择，大国往往不会在战场上绝胜负，而会利用一切非战争手段打击对手、削弱对手。
１C年前，还有人怀共和国是否会与美国打一场规模浩大的冷战。
半岛战争后，没人怀世界上最
国家与世界上最没有历史可言的国家正在进行你死我。
斗争不但体现在商业竞争上，更体现在直接交往中。
不得不承认，韦斯特伍德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上任前，韦斯特伍德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半岛战争结束后，韦斯特伍德利用美国提前从朝鲜半岛撤军与共和国进行双边战后谈判，为解决战俘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遗憾的是，好的始，不等于好的结果。
因为双方被俘官兵数量；距巨大，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
据双方交换战俘文件，共和国有１名美军战俘，美国却只有86名共和国战俘。如果按照惯例，以“对等交换”方式交换战俘，还有多名美军战俘无法解决。最初美国提出“赎回”战俘，按照双方商讨的价格，美国政府向共和国支付赎金。共和国则提出按照“战争赔偿”方式解决战俘问题，即确定美军参战对共和国造成的损失，由美国向共和国支付战争赔款，共和国无偿交还战俘。
看上去交还战俘的关是钱，实际上远非如此。
如按照美国的方式交还战俘，美国不需要承担战争责任，美国政府也不需要为派兵参战负担责任。如果按照共和国的方式交还战俘，等于美国变相承认派兵参战对朝鲜构成了侵略，需要为战争承担责任。
谈判间，双方闹出了很多矛盾。
利用媒体，美国政府大肆指责共国虐待战俘。共和国同样利用媒体，大规模报道美军战俘参与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的消息，宣扬共和国优待战俘，不但为战俘提供了人道主义保障，还为战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搞到最后，共和国除了主动邀请西方记者到战俘营进行采访之外，还报道了5482美军战俘不愿回国、愿意接受共和国安置、成为共和国公民的新闻。
除了战俘，美国还在半岛与济州岛驻军上与共和国产生严重分歧。
为了壮大声势，韦斯特伍德主动邀请日本加入谈判。
为了促成“三边谈判”，韦斯特伍德指使CIA在台湾策划“选举舞弊案”，以台湾问题为要求，逼迫共和国“就范”。
共和国不甘示弱，军情局在日本策划了“政变危机”，给CIA还以颜色。
搞到最后，在美国与日本均同意让朝鲜加入之后，共和国才做出让步，宣布以“四方谈判”的方式与美国、日本协商解决驻军问题。
这一轮对抗，败下阵来的还是美国。
虽然通过把日本拉入谈判，让日本站到前台，加深了共和国与日本的矛盾，但是让朝鲜参加谈判，等于美国变相承认了朝鲜的政治地位。
更让韦斯特伍德没有想到的是，“四方谈判”谈判开始后，共和国用“日本核问题”做文章，表示在“日本核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不会在半岛与济州岛驻军问题上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更不会从大规模撤军。朝鲜也借此机会表示，“日本核问题”是朝鲜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朝鲜出于安全考虑，必须依靠共和国的军事保护，为共和国驻军提供全力支持。
闹到这一步，韦斯特伍德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按照美国新闻媒体的评论，韦斯特伍德的最初目的是借助半岛与济州岛驻军问题，让共和国在交还战俘的谈判中做出让步，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没能以此解决战俘问题，反而使西太平洋局势再度紧张。
韦斯特伍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作为精明的政治家，韦斯特伍德早就料到共和国想利用“核问题”收拾日本，日本却想依靠美国的力量牵制共和国。
利用“四方谈判”激化共和国与日本的矛盾，或许才是韦斯特伍德的真正目的。
果真如此，韦斯特伍德走了一步险棋，因为很有可能引火烧身。
村上贞正想到用台湾带动美国、牵制共和国，作为策划者的韦斯特伍德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也就不可能不对日本有所提防。对韦斯特伍德来说，走出这一步，最大的担忧就是台海局势失控，美国再次被卷入由共和国主导的战争。
如果任由日本在台湾煽风点火，把局势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美国肯定是受害者。
随着西太平洋局势逐渐升温，韦斯特伍德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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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卷八 百年积怨 第二十三章 中国问题专家
鲁德林与汤马到来，韦斯特伍德让秘书推掉了下
国务卿布鲁德林不用多做介绍，CIA新任局长汤马特别值得一提。
按照美国的相关制度，CIA局长不属于内阁成员，新任总统既可以在就职前向国会提名新的CIA局长，也可以沿用CIA局长，或者在任职期间重新任命CIA局长（需得到国会批准）。一般情况下，新任总统都会在就职前后任命新的CIA局长。
韦斯特伍德在就职前提名乔治皮尔斯为CIA局长，获得国会批准。这位倒霉的CIA局长上任后不到１年，日本爆发“政变危机”，CIA遭到牵连，不得不主动辞职。随后在韦斯特伍德的支持下，汤马驷出任CIA局长。
汤马驷创造了CIA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比如是第一个非情报人员出身的局长、第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CIA局长等。在这些“第一”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以及在中国生活了25年的经历。
5岁时，汤马随父亲前往中国，在中国生活到30岁，才回国工作。
25年，除了让汤马驷能说一流利的普通话与上海话、取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之外，还让他成为了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回国之后，汤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员，专门替政府部门、国会机构、军方分析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也正是这份工作，让汤马在岁以前认识了包括韦斯特伍德在内的众多美国政界名流，获得了进入政坛的机会。
提汤马任CIA局长时韦斯特伍德向国会议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只有像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虽然无法确定这句话对国会批准汤马担任CIA局长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问题在CIA日常工作中所占的分量。
汤马驷上任后做的第件事情就是平息“政变门事件”。
１年来马成功处理了多其情报事件：力得到肯定。
用外界地话来说。在韦斯特德地内阁成员中。汤马驷地影响力仅次于布鲁德林。
“多迹象表明。中国情报部门在最近加强了对日本地情报搜集力度。”大概在中国生活得太久。用词时马会偶尔用一些汉语词汇。比如说到国家名字地时候直用地是汉语。而不是英语。
最初。韦斯特伍德与布鲁德林都不大习惯。久而久之。两人也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奇怪。“更多地迹象表明中国提高了对日本地防范与警惕。大概认为日本会采取某些过激举动。”
“过激举动？”布鲁德林冷笑了一下“日本什么时候温和过？”
“不是以往地问题。而是新地问题。”汤马没有跟国务卿较劲“上个月下旬。中国元首曾经在夜间前往总参谋部听取工作报告。虽然新元首有在夜间听取工作报告地习惯是在其前往总参谋部之前。很可能从情报部门、准确地说是从军情局长那获得最新情报。随后总参谋部举行了一次多兵种计算机模拟对抗演习。演习地具体内容还不清楚。只能肯定与元首突然听取工作汇报有关。此举表明。中国很有可能启动了战争倒计时。正在积极准备与日本开战。”
“会很快打起来吗？”韦斯特伍德问得很直接。
“谁也说不准，在中国的谋略里面，战争往往是最后才会考虑的手段。”汤马耸了下肩膀。在某些方面，他仍然与普通的美国人很相似。“虽然获得的情报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微妙。‘四方谈判’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在日本‘核问题’上做文章，多位高层领导在各种场合表达出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厌恶与反感。东方的思想观念与我们有很大区别，更加含蓄、更加内敛，不喜欢用直接方式表达对其他人或者某种事物的感受与感情。在我们看来，‘厌恶’与‘反感’是很普通的情绪，我们可以对一切不满意的事物感到厌恶与反感，但是在东方的思想观念中，‘厌恶’与‘反感’已经是非常强烈的情绪，甚至是严重不满情绪的直接表现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中国向日本发动战争的威胁等级提高一些。”
“不是一些，而是肯定。”汤马淡淡一笑，说道，“东方世界，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讲的都是一个‘和’字。按照字面意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和平’、‘和睦’等等，更贴切的说，‘和’是东方思想
组成部分，表达的是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平共~则。在东方词汇中，‘和’与‘战’是一对反义词。由此理解，当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表达出‘厌恶’与‘反感’情绪的时候，战争就不远了。”
韦斯特伍德皱起眉头，朝国务卿看了一眼。
“如果中国准备对日本开战，会怎么做？”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见到总统与国务卿都开始重视，汤马驷来了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出师有名’，不兴‘无名之师’，用我们的思维来理解，就是在出兵之前谋求一个正当的、充分的理由。事实上，中国一直在这么做。从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中国在参与每一场战争的时候，都寻求了充分的战争理由。在东方世界，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实力，而是‘道’。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常说的‘正义’。东方思想观念中，正义的一方必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非正义的一方必然失败。由此可以断定，中国领导人不但要为战争寻找理由，还要让中国成为正义的一方。
”
“正义是可以创造的？”布鲁德林很是不解。
“在我们看来，‘正’是公理，不是由谁创造的。可是在东方世界，‘正义’是一种势态，将随时间、地点、敌人等等因素发生转变，因此‘正义’不是公理，而是某种可以利用有利条件创造的有利态势。创造‘正义’的过程，就是东方观念中的‘谋略’。”汤马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或许在我们看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在东方世界，‘对’与‘错’既是事物的正反两面，又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只有在某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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