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台湾:1949－1979国共对话秘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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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受李宗仁的委托，非常秘密的从美国飞到了香港。
郭德洁告诉程思远说：“德邻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大陆去。他总是在重复着那句话：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一次我回来，他一定要我把一些珍贵的文物交给你，要你务必转给祖国”
1963年12月9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李宗仁由美国飞往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旅游”，后又飞抵瑞士苏黎世，与阔别14年之久的程思远第一次重逢。
他们通宵达旦地长谈
李宗仁坚定地对程思远说：“我们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地，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但是，蒋介石那个中国，是与我无缘的”
当程思远把1959年10月周恩来总理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转达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有雄心抱负，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不过这些理想今天看来，是渺小的，因为他还没有脱离我们个人的范畴。你见过我前些天接见《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马赛丽的谈话么？”
程思远说：“我在离开香港之前，才看到香港《正午报》上发表的摘要。”
李宗仁接着说：“我说我像蒋介石、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惟一的区别是我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真正地不放在心上是不容易的。共产党、周恩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的。他们想的是全民族，包括他们也包括我们；包括今天，也包括未来。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这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缘故。
这一年的冬天，从我国西北地区发出的一声轰然巨响，又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民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爆炸了一枚原子弹，庄严地宣告了：美苏两霸靠原子弹讹诈来混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桩桩喜讯接踵而至，不能不使虽然身在国外，但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李宗仁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那种要为祖国尽一点公民义务的想法，又鼓舞他在致书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面对世界的现实，迅速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于1965年2月12日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路线走下去，应该效仿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使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十分震惊。
同年3月18日，李宗仁的广西旧友原国民党桂系的第二号头领、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白崇禧突然从台湾发电报给李宗仁先生，指责他：“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此举，是蒋介石的唆使而为之，一笑置之。这反而使他归心似箭，毅然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愿在美国再碌碌无为地虚度残年。
程思远立刻把他这个愿望，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根据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果然地做出了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当程思远这次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的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是6月13日。
按照原来约定好的暗语，这就是说：李宗仁已经从美国出发，飞往瑞士的苏黎世。
程思远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请程思远立刻前往北京。他要亲自同程思远商量李宗仁从欧洲回国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特别要对李宗仁的安全，考虑一些必要的措施。
但是，由于必须办理的一些手续，耽误了时间，程思远于18日下午两点才到达北京，而周总理已于上午10时乘专机前往非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去了。但周总理临行前，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同志，并对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有关经费、技术、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都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历史留下了遗憾（5）
飞程毕竟是漫长的，而也是风云莫测的。李宗仁一行三人，牢记那位青年的嘱咐，安全的经过了日内瓦和贝鲁特。
现在道格拉斯客机以每小时两千多公里的速度正从贝鲁特飞往东方，它将在午夜之后经过卡拉奇，离祖国的大门是越来越近了！此时坐在一等客舱里的李宗仁百感交集，当年他一时犹豫，错过良机，酿成飞出国门流亡异国的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道格拉斯客机载着李宗仁辛酸而凄凉的回忆在夜空中向卡拉奇飞行。
李宗仁心里不由长叹：“我如今悔之晚矣，我的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因为与蒋介石决裂得太晚而形成的”现在他终于与蒋介石决裂了，即将回归祖国，心里不由又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
但是他全然不知现在台湾的蒋介石，是决不允许他的新生。就在这架道格拉斯客机航行的途中，罪恶的黑手正向他暗暗伸了过来，一封杀气腾腾的密令驾着电波从台北飞出，抢先到达了卡拉奇！
蒋介石命令他在巴基斯坦的特务机构，要在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到达卡拉奇时，在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用暗杀手段结束他们三个人的生命。
值得庆幸的是这份发自台北的密令，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秘密，它从台北发出还不到一个小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示，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以李宗仁先生为首的三位人的安全。
时间已经十分紧迫！
两条互相敌对的看不见的战线激烈地搏斗起来了！
当时针指向1965年7月13日凌晨两点，敌我两方瞩目的道格拉斯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了。
飞机刚刚停稳，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按周总理的安排便整理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准备离开机舱。
突然，机舱外传来了警车声。
警车的到来，可不是吉祥的征兆。
他们被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军警请进了警车。车门刚刚关上，警车便鸣起警笛，亮起警灯，风驰电掣地向机场外驶去。
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笑着回过头来，他一边和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握手，一边亲切地说：“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程思远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奉周总理的指示来迎接你们。”
李宗仁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大使同志接着说：“请原谅。因为蒋介石已经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布置了要暗杀你们的特务，我们才不得不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才动用了保安部的警车来接你们，这是周总理再三指示的。”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情不自禁地把脸贴近汽车的玻璃窗，又看了一眼那些越来越远的灯火辉煌的大厦，一股暖流涌过了他们的心头，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感激，泪水涌上了他们的眼眶
他们在绿树掩映花园似的大使馆休息了三天。但是危险并没有过去。台湾的蒋介石得知在卡拉奇机场大厦暗杀李宗仁的阴谋失败之后，暴跳如雷，他几乎是在半疯狂的状态下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特务机构必须侦察出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回国时所乘的专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线，或者班机的航次。他决心不顾国际法和起码的人道主义准则，准备派出飞机进行拦击。而且，不管这架飞机上，除了李宗仁一行三人之外，还乘有多少无辜的旅客，也不管这架飞机注册于哪个国家，属于什么公司所有
对于李宗仁来说，当他得知这消息时他是十分伤心，又十分痛心的。这是他与豺狼为伍的一种报应。当晚他显得很激动。他悔恨自己在黑暗和光明、过去和未来、幻灭与希望之间，徘徊得太久了！蒋介石之所以要摧毁他的生命，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意和蒋介石一起，与人民为敌到底，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他明白了，蒋介石一伙越是拼命阻挠他回到祖国去，越是说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伫立在窗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尽管总理对自己的安排非常关心，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同志们为他的安全竭尽全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万一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他本人客死他乡，只能魂归故国的时候，今夜所得出的结论，不也要和六尺之躯一起埋入黄土了吗？他脑子里豁然一亮：应该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于是，他快步走过去，开着了电灯，坐在写字台前，摊开文房四宝，奋笔疾书：
历史留下了遗憾（6）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日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函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写到这里，李宗仁先生已经老泪横流了。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又在大使馆的庭院里，焦急地度过了两天的时光。
七月十七日晚上，天气有些闷热。李宗仁很早便睡下了。半夜里，突然听见有人叩门。紧接着，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隔着门轻声地说：“李先生，请马上准备飞回祖国！”
李宗仁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当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当他和郭德洁来到，早已收拾停当的程思远先生和大使馆里的有关同志，正在那里等待他们。
过了一会儿，抑制不住自己兴奋心情的大使同志，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他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已从非洲访问归来现在都在上海。他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指示我亲自陪同你们今夜飞回祖国。”
李宗仁说了声：“那太好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即刻动身。
大使又请他坐了下来，笑着说：“为了避免重演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悲剧，必须使我们的行动十分秘密。现在，还要采取一点掩人耳目的措施。”
接着，按大使的安排，在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出发之前，使馆的两辆轿车严严地挡住纱帘，上面坐满了使馆的工作人员，以飞快的速度冲出了大门。然后，向左面驶去。早停在街角上的蒋介石特务机构的一辆蓝色小轿车立刻跟踪追去。等到那三辆互相追逐的轿车，消失在大街拐角的地方之后，李宗仁夫妇，程思远和大使分乘的两辆轿车，才开出大门，向右拐，驶向卡拉奇国际机场。
为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保守秘密，大使馆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