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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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1928　年的恐怖屠杀中消灭，它的党员只得躲到地下。这个失败，大部分归结于斯大林过分忙于同托洛茨基斗争，而对中国槽然无知，只希望中共胜利来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地位。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共努力组织农民来进行武装斗争，但做得太迟了。不同的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农民协会，但是他们一般没有武装，而且缺乏统一配合。中共从惨痛经验中领悟到它夺取政权的惟一希望，在于获得一个地区根据地，从而有粮食和人力来支持它的军事活动，正像它在加世纪3O　年代做的那样。
到这个时期中共已经看出，在中国，产业资产阶级不能构成阶级斗争的有组织的基础，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因而要不断从农村吸收新的后备军。中共也懂得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不能从内部取代另外一个。最后，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是，现在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为时过早，而国民党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国民政府，从而为积极分子和爱国者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集合点。中共在各条战线都遭到了失败。
13　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37　年
中国的政治既然存在于道德的世界中，任何一个新的政权上台后，很自然地把许多站污道德的垃圾都推到它的前任身上，而它的前任也曾经同样否定过它们的前朝。结果是：中国历史充满对于过去不如人意的当权者的道德谴责。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虽然他们的道德品质不尽相同，每个人却都有叱咤风云之日。先是希望的象征（也许很短暂），后来又变成暴君的象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随着现代化在中国政体中渗透下去，当权者一个比一个更强有力，到头来却一个比一个显得较他们的前人更暴虐。这种历史判断的并发症，使我今天判断每一个政权工作成为伤脑筋的事，只得按照它们现在表现出来的成绩，做出判断。
让我们先从国民党历史形象的惊人变化来看吧。1928　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就在国民党一边，中共一直是一个少数派，似乎就要被消灭了。2O　年后形势为何却颠倒了呢？如果说1931　年以后日本的人侵是主要因素，那为何它削弱了国民党，而加强了中共呢？一个回答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背着旧体制各种问题的沉重包袱，而中共为了生存下去，就得创造一个新的秩序。这反映了一个世俗的因素―　国民党领导层年龄偏高，变得陈腐了。不管你怎样加以平衡，彰明昭著的事实是：中共越来越能够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早已该进行的深刻社会革命的领导者。
一个政体的性格，甚至比一个人的性格更难刻画。让我们看看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吧。
因为国民党政府主要在城市里奠定它的基础，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国民党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考察一下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和现代职业人士构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功世纪初至2O　年代已经脱颖而出，但是它在取得政权方面却明显地失败了。在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中的商业和工业阶层，在1920　年前后，主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曾有过黄金时代。欧洲战火吸引住了欧洲列强的注意力和资源。那时中国工业有很好的机会发展生产和出口贸易，而很少遇到国外的竞争。当日本企图取代欧洲在中国的位置，如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力时，它倒提高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
在这个黄金时代的背后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央政府在军阀混战时期的脆弱性。军阀一般都被排斥在通商口岸城市之外，组织在商会中的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是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事业的。在中国的外商历来主要依靠他们进行活动。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竞争和取代外国人了。
可是，国民革命导致南京政府．仁台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却很快结束了。南京通过上海的地下同盟者，恫吓和强制商业界捐出巨款来支持国民革命军。要求商界向政府财库捐献之事日甚一日；要求之外，还用绑票和暗杀相伴随。显而易见，南京政府的存在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延续它的政权，这跟过去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国民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它至少是“封建”的吧？换句话说，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吧？答案是复杂的。南京把田赋让各省去收，它自己主要靠商业税过活。各省财源是不足的，一般却听任地主去收。中央政府军的军官们很有可能成为大地主。南京是反对动员农民的，但那是为了中央集权，而不是为了公权。“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乏明确的意义。南京政府有两重性格―　它在城市和对外接触方面比较现代化，而在同各省军阀进行老式的竞赛方面，却是反动的。在对外方面，南京政府仍在继续努力，至少在政府机关设置上进行现代化，而在对待国内军阀方面它仍继续压制社会的变革。外国人比较能理解南京政府的承诺，他们按照英美方式想，在中国什么事要前进，惟一办法是通过渐渐的改革。
南京政府得到外国夸奖的，首先在于它的现代化表现。民族主义似乎是胜过了军阀政治。南京政府与军阀不同，它建成了一个全国行政的雏形。几个大的部，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司法、交通、国防、海军，都盖起了堂皇的办公大楼。同时，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门外．还建立了新的监察和审计机构以及公务员的考试机构。在这些新的政府部门中，吸收了不少受过教育的人才，其中很多是意识到中国在世界处于屈辱地位的人。他们自然是为了收回国家权力而努力，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中国的主权。他们开始用现代科学处理老问题。一开始的确有一股新的希望气象。
但是，第一个难题是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有限。它主持的是一个松散地管辖着四亿人日的相当小的政权。这四亿人仍然陷在人力的农业和运输传统中，众多青年和妇女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仍然受宗法家庭制度束缚。南京各部不得不发展现代农艺、铁路、公路、全国范围的新闻事业和交通系统。这些任务都大得了不得。南京只能从几个通商口岸城市找到支持西方化的力量。它最可靠的财源还是外贸的海关税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近农民群众。实际上它还是在同军阀们打交道，而且最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个省。它始终纠缠在同各省军阀势力的政治、有时是军事的斗争中。
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这时候也在起着作用。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时期，南京政府本来是可以鼓起现代化的风帆的。但是好像南京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决定了。自从1931　年日本攫取了满洲以后，南京的重要财源即被切断，中国政府只得通过它自己的军国主义来寻求解脱。一个拥有很多具有现代头脑的公民的政府，却不得不把它的收人投到蒋介石主管的军事扩张中去。日本的人侵在l　男7　年以后对于一个从开始就没有支架好的政权来说，破坏实在太大了。第二，国民政府一开始就从人事上系统地败坏下来。1926　年以前的广州国民党，本来包括孙中山时代的同盟会老会员和国民党与中共跨党的年轻些的理想主义的积极分子；由鲍罗廷代表的苏共势力，同日趋增长起来的蒋介石军事领导结合在一起。但是，仅仅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原来在广州的强有力的杰凯尔博士就摇身一变而成为南京的卑鄙缝靛的海德先生了。①　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怎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变了呢？
①　19　世纪英国文学家史蒂文森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有双重性格，性格善良时名叫杰凯尔博士，变为恶人时，名叫海德先生。―　译者
当然，一个因素是对共产党员的屠杀和那些幸存者的抗拒或被镇压。像中共党员那一类的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被绞杀掉了。第二个因素是老官僚主义和从军阀政权中吸收进来的大量新国民党员的影响。国民党对于党员从来不进行慎重的选择和实行党的纪律，它始终是一个没有中央监督的互相争夺的派系组合，经常吸收任何一个要求人党的人。有些军队头子把整支部队都吸收为党员。国民党在南京掌权以后，由于吸收了腐败和混日子的官吏以及没有原则的投机分子人党，它的革命的理想主义涣然消失。早在1908　年，当蒋介石感觉到肩负的领导责任时，他就曾说过：“党员们不再为主义或群众奋斗了　　革命者变得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　’．他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再也不愿意牺牲一r　。1932　年蒋干脆宣布：“中国革命己经失败。”
总而言之，国民党掌握权力后，完全改变了性质。它毕竟已经利用上海青帮地下势力反对共产党，赢得政权了。开始时很多中国人拥护南京，但是老式官僚主义恶习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除了实行扑灭中共的白色恐怖外，国民党警察还打击、镇压，有时候甚至枪杀其他政党的成员和职业人士。报纸虽然还出版，却受到严密审查删扣。出版者受到迫害，有的被暗杀。凡是关心群众的人都被认为是亲共分子。这种反共立场挫伤了―　如果不是阻止了―　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这样，国民党实际上是把自已同任何种类的革命努力割裂开来了。镇压和检查伴随着腐败的投机取巧和无效率的行政管理。，“做官发财”的老话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这种混乱给蒋介石添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他还以一个严酷的、矢志于统一全国的人物自居。到1932　年他对于他的党已彻底失望，对于本来就没有表现出领导能力的西方式民主也没有丝毫信心。他开始组织了一个法西斯团体，即众所周知的“蓝衣社”。经过精心挑选的几千个狂热的军官，秘密积聚力量并效忠于蒋介石，把他树立成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型的领袖。1934　年发起的公开的“新生活运动”，以提倡旧道德和检点个人行为为幌子，从幕后推动这个运动的就是“蓝衣社”。如果欧洲法西斯独裁不是和中国隔离开来的话，这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法西斯运动一定会变得很强大。
蒋介石在他手下那一大帮人物头上保持平衡的秘诀是他自己不归属哪一个特定的派系。他号称自己是卫理公会的基督教徒，因而获得教会的帮助。在中央党部和“蓝衣社”斗争时，他有时候支持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的国民党组织部。从近距离看，蒋介石与其说是使国民党衰落的人，不如说他是国民党衰落的结果更为恰当。正像20　年前的袁世凯一样，蒋介石发现中国政治似乎需要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不同职位，但他显然总是高高在上的头号人物。他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慈禧太后所不能理解的。蒋介石崇拜的偶像人物是曾国藩，那是一个镇压太平军，从破坏性的社会革命中拯救了中国的先行者。总之，蒋是中国统治阶级传统的继承者。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孔子的词语编制的，而他的行政作风表现出一切陈旧的无效率的弊病。蒋在1932　年说过：“什么事情一到政府机关就衙门化了―　任凭什么改革计划都是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毫无效率地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工作的纸上计划很少落实，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朝令夕改、有头无尾。南京政府和它的大量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