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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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运动战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在向西北前进的路上，毛泽东于1935　年初重新被推上了中共领导地位，自那以后再没有更换。他原来的上级周恩来，此后变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毛重新掌握统帅权后，红军面临横渡长江上游一个主要支流的任务。国民党军阀的部队把每一个渡口都紧紧封锁住了。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把红军掉转到侧后方，看来好像要威胁云南和贵州省的样子，于是国民党军队赶紧从河防前线撤到后方防守。这时红军突然转回头来，一举过河。
行军速度非常关键。出发时蜿蜒好几里长的行李队伍，成千L　万挑夫肩挑背扛的辍重装备，以及医疗卫生箱笼都被抛弃了。军事人员最初统计有86000人，一年后到达陕北时只剩4000人，其中还有沿途参加红军的新兵。从那以后，长征老兵成为革命的精华。他们构成了人民共和国莫基的神话人物。
长征也促成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在长征中已经和他的同事们拉开了距离。他作为第一号人物的时候，喜欢单独居住，同其他领导人分隔开来。和其他快要做皇帝的人一样，从那以后毛就不可能让别人同他平起平坐，甚至也不再信赖别人。他已经作为统一中国的人陷人了被安排的罗网之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毛泽东的掌权会使我们联想到汉、唐、明各朝代的奠基人。在每个朝代都有一班领袖出人头地，齐心合力，拥护一个高高在上类似“神明”一样的人。这个领导层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动员本地的民众支持用军事行动来推翻全境的暴君或赶走外国人，总之完成一件人民的事业。没有一个朝代的创业者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他一旦当权之后，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同事的问题。明代（1368　一1644）的史料记载得比前几代都详细些。这个新政权的奠基者是一个特别疑心和狂妄的领袖。他把早年战争时期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消灭了。〔　他倒也栽了千百万株树；如果那时他有铁路的话，他一定能叫火车准点运行。）
长征中另一个发现，是毛找到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后来做总理的周恩来。这是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物。周恩来本能地保持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努力团结组织，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做好像可以同第一号人物相匹敌似的第二把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历时48　年，创下了世界纪录。周就这样成了‘一个伟大的总理，尽心竭力服务于党及其领袖，正像古代最好的宰相鞠躬尽瘁于皇帝和王室那样。
周的这个角色是有家传的。他原籍浙江绍兴，即上海南边的宁波和杭州之间的一个小城。这个地方出过很多幕宾和“师爷”（秘书），在清朝出过不少大官僚。周有三个叔父都参加过科举考试。1　厌喀年周10　岁时在沈阳进小学，1913　年进夭津南开中学，受到杰出的自由教育家张伯答博士的影响。周受到很好教育，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生领袖。他于1917　一1919　年在日本留学，开始从河上肇那里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开始时，周回到当时已成为大学的南开，在学生办的刊物当编辑。他从这时起就成为组织者和宣传家。他很快地倾向左翼，七个月的监狱生活更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19　加年夏他去了法国。
这时候法国已经有了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此外还有10　万左右帮助法国打仗的华工。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但他们多数人主要是想解决怎样救中国的大问题。周恩来立即成为他们中间给人印象最深、最随和和最有外交风度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在于打头阵，而是善于把互相竟争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协作。所以从一开头他就是一个用说服、而不是用控制的方法使领导集体团结一致的领袖。他访问了英国，又在德国住了些时候，组成柏林中共支部。他于1924　年回到广州时，已经是一个革命政治统一战线的极有修养的实千家了。1927　年3　月，周恩来负责上海的工作。省时共产党正领导工人准备爆动，突然遭到蒋介石的反共镇压。后来在1928　年，周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之后他与28　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几个党的总书记的改选和接任，但他自己没有充当党的总书记。在江西，他是赞成打阵地战的，直到后来遭到挫折为止。
周最终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十分明智地认识到莫斯科处理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是无益的，而他自己缺乏纠正中共的政策以适应中国情况的创造能力。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能够从毛的上级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高潮时改任毛的下级，支持毛在长征中担当中共的领导。
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圆满态度成为中共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他，毛泽东不可能崛起。正像毛最初从他的军事上的同事朱德学习过一样，他从周作为调停者、外交家和行政者的极不寻常的能力中获得了教益。
不但如此，周还代表了一个集体的连续性。在法国同他在一起的有陈毅和聂荣臻，两个人后来都是中共军队的元帅。后来在北京，陈毅做了外交部长，聂负责核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时曾帮助周负责管理转筒油印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领导班子的确是紧密团结的。除了有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并接受党的纪律作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之外，他们是一个长期志同道合的集体。接近长征的末期，毛率领来自江西的红军和另一部分原来在武汉东北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会合了。这部分红军是由中共建党者之一张国点率领的，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毛的部队。张后来和毛决裂，投奔了国民党，但是他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历史如何？写出来的材料很少。毛的活动成了历史的主流。
中共1935　年到达西北的殃西省，在这一地区的西边是沙漠，东北两面是黄河。陕西是一块黄土高原，被雨水冲蚀成许多沟壑。因没有汽车路，容易防守，但缺乏粮食，人口稀少。要不是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军也许把红军剿灭掉了。为了准备抗战，东北军阀被调到西安一带打共产党，但他们宁愿攻打已侵人他们老家满洲的日本侵略者而不肯打共产党。1936　年12　月他们捉住了蒋介石，迫使他接受r　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然后才释放了他。
1928　年革命处于低潮，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段时间共产国际还指导中国的革命，但到了1935　年，俄国训练出来的成员就开始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所取代了。这不是由于什么阴谋，而是因为毛发现取得政权的关键在农村。这是扎根于他对普通人民的思想、需要和利益的感情中的。他所主张的“群众路线”，真是要求革命由普通人民来指导和支持的。外国输人的学说只能是次要的。人民的话必须仔细地听取，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们、动员他们和掌握他们。共产国际指示的相对失效，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也发生了。中共白区党组织许多次试图组织工会，动员产业无产阶级，用罢工手段来控制城市，都毫无成就。这个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是另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知道什么是可能办到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此人就是后来领导华北城市工作的刘少奇。他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左派文艺运动，发挥艺术手段和吸收学生到革命运动中去。他也是从经验中学会放弃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的。刘少奇在中共革命方法的中国化方面和毛泽东取得了相同的成就。
1937　年刘少奇同毛泽东在延安会合时，第二次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建立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到1935　年夏季已成为莫斯科的路线。它一方面反对法西斯在欧洲的崛起，另一方面反对日本在东方的侵略。毛然而赞成的是一个除蒋介石以外的全国统一战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把中国从日本侵略下救出来，它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土地革命。但是毛不愿意放弃后者而集中全力于前者。他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斗争，通过发展苏维埃根据地既抗日又反蒋。为了表明诚意，中共发动了一次东征，把部队推进到山西，以便更快地接近东边的日本。正在这时候，共产国际给毛发出指示，要他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周恩来便去庐山进行谈判。当国民党和中共最后订立了统一战线同盟时，毛已开始战胜留在中共内部的28　个布尔什维克。毛没有立即和国民党联合起来，而计划在苏维埃地区以全国名义与日本作战，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如果这个战略得以实行，中共就会以它自己单独的武装力量发展根据地和人民的支持力量，同时驾驭民族抗战的浪潮。毛泽东的民族共产主义的基础已经奠定。
14　抗日战争和内战1937…1949年
在日本人侵中国的八年中，中国人口较大的一部分在日本的占领区，主要是沿海和沿铁路的城市。另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在国民党地区，即“自由中国”。中国的三个部分中，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共地区，它的首府是延安。历史学家自然都是渊源论者，喜欢追本溯源，而中国的未来在延安。以此之故，关于日本失败以及国民党失败的研究，都不及对于中共兴起的研究多。成功是有创造性的，有趣的，失败则是悲惨的，沉闷的。归根到底，谁还需要它们呢？此外，延安地方小，考证也少些，讲起来也比形形色色的被占领区和“自由中国”容易些。所以我们不免带点偏见开始，几乎忽略掉日本占领区，粗枝大叶地概述一下“自由中国”，集中谈谈中共的中国吧。
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八年中遭到的灾难是人为的，主要当然由于日军的残酷破坏，但也由于国民党对它的艰苦境况的对付办法。只要日本一打起来，恐怕什么也挽救不了国民党中国的失败。有一个因素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方针。
南京政府于1938　年迁往武汉，后来又穿过长江三峡，迁到四川省的重庆，这样就切断了它自己的根。它的海关税收和销到上海的鸦片贸易税收，全部给截断了。‘它那些辛苦培育、经过现代训练的行政官员都变成了由另外一些国民党土著人物跟省军阀和土豪形成的反动联盟―　那些旧中国残渣―　所统治的难民。重庆政府在中国西部尽力叫地方军阀听话，避免搞乱地主在农村建立的社会秩序。国民党政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人在重庆负责的话，他们就会慢慢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叫军阀们动弹不得，叫地主们完蛋。四川省和法国或德国一样大，是可以变成一个打退日本、收复中国的根据地的。但是历史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对于革命太没有信心，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
“自由中国”抵抗日本的精神，从1937　年开始即使全世界为之振奋，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像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派与佛朗哥作战一样。这为那些力图实现中国生活现代化的人提供了努力的机会。中国新兴的自由教育体系，在校址和设备方面遭受到惨重的破坏。很多学生迁往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教职员们跟他们一块儿到了那里。从北京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从天津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时，燕京大学和其他基督教院校则集合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这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