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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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主或外地官僚的政府统治，所以这种办法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得清清楚楚：党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概念，是真正适合中国传统的一种民主，上层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当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他们。
这样，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肯定了中共对中国农村群众的动员，而这样一来，就给予中共在全中国大多数人民居住的农村（虽然不是城市）以新的权力。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战的决定时刻，中共就能够领导组织起来的民众，支持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的城市堡垒的优势力量。
中共的扩张和他们在整个华北甚至长江流域根据地的建设，到1940年发展到一个高峰。日军沿着铁路线扩大他们的控制范围，沿线大约每隔三英里建筑一个大型碉堡。他们从这些驻兵点派出部队侵犯农村。他们的问题可能同后来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一样。空中力量和火炮不如装甲列车和机枪运用得广泛。但是日本军队好像后来美军在越南和苏军在阿富汗那样，面对着一个在农村中控制大多数非本国人口的间题。他们在那里的生存一半依靠伪军，一半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火力。用常规的阵地战是打不败日本军队的，只有用游击战法才能消耗他们的实力。日本军队对付游击队的办法是扩散他们的据点网络，不断加强封锁线，以孤立和切断游击队，把他们饿死。
为了对抗日军的压力，中共军事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发动了一次从1940年8　月开始的号称“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华北的铁路线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的一次主要进攻战，可能当时延安不太知道。几星期之后，中共的显然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后来实行武力报复，增加驻军人数，实行“三光”政策―　“杀光、烧光、抢光”，并且不再区别一般农民还是八路军，遇到什么都消灭干净。碉堡成干地增加起来，凡是破坏过的农村都驻上兵。这次屠戮和破坏的目的，是要粉碎中共在华北的整个阵地，孤立起小的地区，接管中共已经建立政权的大部分县政府。它是一次极大的灾难，这以后中共没有发动同样的攻击。
同时，中共在长江地区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扩张，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报复。国共之间本来交涉好新四军大部分从江南转移到江北，但是1941　年1　月，指挥部所属几千名中共部队在行军中遭到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形成所谓“新四军事件”。虽然国共双方都不承认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因为形式上维持着它对双方都还有利，但是破裂已成为事实。
这些挫折使延安政权碰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阻断了差不多全部贸易，通货猛涨，整个政权不得不压缩，以求生存下去。延安本来收的农产品税非常之低，194l　年因天时不利，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总量大约10　％的税。没收地主的粮食已经耗尽。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动手，力求自给。棉布之类消费品都自己生产。大块荒地开荒种粮，开发渠道，灌水浇地。粮食增产了，牲畜增多了。总而言之，用尽各种方法大力发展生产的结果使经济危机终于克服。
与经济恢复相平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最终奠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毛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书不多，1936　年到延安以后才有些空闲时间。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由于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他演说辩证唯物论的用意是表示他有理论领导的能力，虽然那讲稿比较粗糙。不管怎样，毛着重讲矛盾问题、“对立统一”问题，表现了他的独创性。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深的根源。
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这里有一个政治上的必要条件，就是党要成为有纪律的组织，党员都接受党的路线，党员都靠得住，能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办事。国民党吃了很厉害的宗派主义的亏。共产党的组织小些，他们能排除宗派主义而取得成功。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什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毛是怎样一点一点地把它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因此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一下。即使用简短的几段话来说明一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也需要相当审慎。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处理的吧。首先谈谈名词这个老问题。
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当它们最初传到中国时，都碰上个名词问题，就是先选择几个汉字来表达这新概念，又要区别于那几个汉字原来包含的意义。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早就做出开拓性的努力。早在毛以前很久，中国人在吸纳马克思主义时，就碰到一些关键字眼。例如马克思用的拼普罗列塔里亚特”这个词，在西方思想中联系着城市生活，特别指19　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中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工厂工人。但是中文翻译则用了“无产阶级”几个字，意思是“没有财产的阶级”，可以指城市的，也可以指农村的极穷苦的人，实际上在中国主要是指后者。这样，欧洲的普罗列塔里亚特，在中国自然而然地指农村的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就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时字音和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当他们向中国学生和普通人民传播时，还是带着微妙的差异。
还有“封建”这个名词，原来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战国时期君权分封的局面。和它相对立的是集中的王权下的郡县，是和土地所有制或耕种者身份无关的地方分权。所以在中国经典著作中这个名词只涉及到公元前221　年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政府机构。但是如果将封建主义和中国地主的剥削等同起来，那就要追溯到2000年前了。这样马克思为欧洲历史学家下的定义就不容易应用到中国了。如果说整个中国历史在公元前221　年后的头2000年中都是“封建”的，那么这个名词就失掉了它的意义，或者是有意滥用了。
“普罗列塔里亚特”和“封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常用名词而已，但是用在中国，显然要另外做出解释来。
除了外国名词的中国化问题外，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意味着中国不能当别人的尾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历史的自我意识终究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象。在毛泽东看来，可以这样说，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封建主义）已经同城市里的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崛起，并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支持搅和在一起。这个形势可以由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当局（社会主义）而解决。换句话说，在宣传新的世界信仰制度过程中，总有办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任务。
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还是一个两条战线的任务，因为中共总要用正统的欧洲语言保持它作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员的资格。譬如早期广州的国民党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代表资产阶级并准备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政府不代表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而是代表多个阶级的政府，或代表“四个阶级集团”，而无产阶级（由中共代表）可以参加其中。毛后来著文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　，　他们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合理的。这就给中共争取政权以理论根据。这个话在中国是说得过去的，不管在欧洲说起来怎么样。
例如，在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中，毛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即在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过渡阶段，然后再有另一次革命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18　世纪90年代的法兰西革命做典型的，而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认为是俄国在1917　年搞成功的。换句话说，整个19　世纪的历史代表了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中国相等的阶段是什么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肯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列宁主义者认为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一种成就。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实现，那么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应用的结果，就意昧着中国经过了2000年的封建历史和仅仅姗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以欧洲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不能够加以比拟了。
但是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可以由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实行。当毛于1940年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提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种看法时，他把中共和国民党可能合作反对日本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放在这上面。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允许无产阶级的中共在必要时没有国民党也可以领导全国。
毛应用他的理论框架，在延安发动了一个整风运动，为后来的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树立了范例。这是毛已当权后，不仅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并且为了统一全党和整顿纪律所做的努力。整风运动虽然是限于党员范围，但现在党员人数已大大增加，纪律不像长征时期那样严整了。这个运动的公开对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主观主义”是指那些不能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是指近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军民之间、党与非党之间、新老党员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党八股”是指使用说惯了的行话，而不肯解决实际问题。其他弊病还有日渐形成的官僚主义和行政管理中的例行公事化。反对这些弊病的办法，部分地可以采取分权的原则，或把干部调到接近实际问题的农村工作等办法。即使这样，干部人数还是不断增加。还要加以反对的，是许多从沿海城市来到延安的人们的个人主义。
中共和知识分子发生磨擦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孔孟之道时代，学者训练出来就是从事公务的（“学而优则仕，'　）　，可是为世纪革命的作家们，则将矛头指向社会的弊端和不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