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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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由于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以前的佃农和无地的农民，私有制并没有取消，而是加强了。土地仍可以在私人间买卖，因而富裕农民反倒得势了。
第三阶段的合作化，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低级向高级推进。这是真正的集体化了，所有农民劳动都只赚工资，原来投入的财产、设备或土地一概不算收人。要注意土地合作化之前先经过了一番土地改革。在分配土地过程中集体的活动非常活跃，当地的积极分子陆续出现并被吸收为于部。结果在l954一1956 年合作化的进度比原计划快多了，到1955 年全国都实行起来。农村的街道房屋等外表形象没有什么改变，但各个人的身份地位则因他们参加会议和各种新的活动而有所改变。（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常就是一个村庄的全部或一部。在1958 一l978 年间，这些单位就叫做“生产队”。它们是农村三级机构，即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底层。1978 年以后生产队仍是基本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农村机构。党员大部分是从农民中吸收进来，从而和农民舆论一直很接近，而农业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生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权既已深人到农村家庭农庄，也就是后来叫的生产队，这个农村组织实在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远为完备。毛择东的深刻的个人兴趣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精神― 先不去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乐于接受当局要求的习性― 似乎是集体化这么快实现的原因所在。这些倾向都被充分利用了，当然，这也使过分热心的中共党员因成功而“冲昏头脑”。中共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土地集体化的面积越大，产量越高，农民收人就越多。不幸的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例证都对这种理论提出怀疑：土地面积小的较小的农庄，似乎倒能得到较高的单位产量。这种经济因素当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另一部分是：集体化可以创造出更大范围的平均主义社会，从而能够实现新的、更大的目标。
开始工业化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是牺牲农业，把重点首先放在重工业上，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照办的，因为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早期的工业指标却完成了，因为对农村的控制增加了国库的收人，可以用来搞工业化。实际上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大跃进”的思想苗头已经出现了。国家对工业的垄断本来在中国就有一定的基础，过去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就掌握了全国工业投资的2/3，可是中共还是拉开了几年间距，才实行资本家和国家合营，中共领导是参照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来这样做的。运动一开始是只在名义上改为合营，实际上资本家那部分仍照旧经营不变。事实上中共全国的干部在农村问题上比在工业问题上有着丰富得多的经验。增加生产的指标是不现实的。不过爱国主义和竞赛精神乃至各个人的雄心壮志，驱使中共地方干部你追我赶，都把指标定得高高的，并且上报说超额完成了指标，而丝毫不顾及渐进的和健全的发展需要。这样，政府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就变成不切实的了。
1976 年以后中共农村又回到家庭（承包）农场制度和为自由市场而生产，同时还发展了小型企业。这不像20 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张的那些严峻措施，因此有时候有人问道：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出现毛泽东主义时代是不是会同样快地走向现代化？譬如现在可以找出例证，证明本世纪初期工业增长的速度一直在相对稳定中维持下来。也有人辩论说，中共干部和政府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加在中国头上，对于中国人的经验说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他们更深入到公众中去以及对日常生活更严格地加以控制罢了。经验表明：严酷的管制在经济发展上是妨碍生产的，所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
所有这一切修改历史的企图所面临的困难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局外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举例说，谁也不能证明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可以通过逐渐进化而不经过暴力来实现。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党的控制，大规模增加人民群众识字的人数（据世界银行1978 年统计为66 ％ ）和建立政治组织能移迅速地实现。
我们还得回到那二句老生常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共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下来的经济，至少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满洲，即1931年后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地方，现在称为东北；第二是通商口岸城市，这里是外贸和现代工业发源地；第三是广大的农村，这里除铁路和轮船带来商业的便利之外，现代化影响还比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货膨胀就开始受到控制，捐税的基础扩大了，政府的财政收人从1950 年的65 亿元增长到1951 年的133 亿元。财政继续有赤字，发行公债可抵消4O ％赤字。公侦不是用人民币计价，而是以商品单位计价，可以作为银行储蓄。南京政府的国库收人大约是国内总产值的5 ％到7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产品缴税部分，1952 年估计为经济产值的24 ％ ； 1957 年估计为30 ％。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与国营合并之后使用了区别税率和信贷政策。l949 年占到一半以上的私营部分，到1957 年已降到l / 5 以下。但地方手工业仍然大部分为私营。
1953 一1957 年问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民收人平均增长率为8 。 9 ％。农业生产增长约3 。 8 ％ ，而全国人口只增加了2 。 4 ％。这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一比较，它们的国民收人平均增长率为2 。 5 ％。印度在本世纪匆年代国民收人的增长率不到2 ％。另一个指标是，1957年中国人均寿命为57岁，到1957 年为57 岁。小学人学儿童比率由20 。 5 ％增长到50 ％。总的说来，城市工资大约增加了l / 3 ，农民收人增加1 /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纪录和苏联的工业化期间差不多一样，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人只占到苏联1928 年人均收人的l / 2 到l / 4 。在采用苏联模式进行快速工业化，即以牺牲农业而进行重工业建设时，中共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即在苏联，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有利得多，而且苏联在革命前的工业也已经先进得多。中国将大约全部工业投资的半数都投在苏联帮助建设的156 个项目中，这些项目都是大规模的，以资本为主的。156 个苏联帮助建设的厂矿几乎全部都是重工业，并且设在内地，如武汉和包头，远离海岸和上海、天津等地。但是依核苏联的援助是付了很高代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为25 亿元，苏联的帮助是以借款的形式，德年拨给6000万元左右，全部都要偿还的。苏联派到中国约10 万名专家，中国派往苏联受训练的是28000人。这些苏联贷款总数约为中国工业总投资的4 ％左右。当然苏联在技术上比中国先进一步，但是整个说来，苏联的援助，价值上是有问题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1958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筹划者们认为：重工业不应受到那么大的重视，而农业和轻工业应该得到较多的投资；农村情况改善了，对于城市的长期进步是很必要的。筹划者们还感觉到，大规模的工厂不如小规模的工厂在内地更有效益些。小的地方工厂，虽然技术上不那么先进，却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工和原料，减少运输费，并可推动内地的工业化。同时，筹划者们也想减少对苏联的依赖。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促成他们改弦更张，这就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明显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不过1956 年讨论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公布，因为它到1958 年春季已被“大跃进”所压倒。
知识分子问题
在“大跃进”的背景中，与经济无大关系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如果知识分子仍然遵循孔子模式的译谏，学生们在学校里仍然读那些经书和自由读物，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泽东没有受过很多自由教育，但是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知识分子应拥护国家政权，教育要普及到农民群众中去并改造他们。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后终于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停下来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是必要的。
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常常有人说，在加世纪初和20 世纪20 年代，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军阀各据一方，倒为知识界提供了百花齐放的舞台。这种概括化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2O 世纪把外国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带进了中国。中国过去不同朝代之间单纯的混乱，并不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性事物。1911 年以前清朝的中央政权和1949 年中共建立的中央政权这两者之间的政权空白期是对外国关于社会秩序的学说最为敏感和反应最为强烈的时期。坦率地讲，毛泽东的时代，是从两干多年的孔孟之道宣告破产过渡到接受进步、进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为救国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的激动人心的时代。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苏联影响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
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学者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前面已讲过，这种密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实体。那时文字文化是统治者的一种特权，而文人学者是天生地、或者依照传统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看一看西方早期，我们就注意到膝尼基语的字母是沿着商务渠道传播开来，希腊和罗马文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论及国家事务的。这又是一个中国“例外”的事例。一句话，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这个字的出现。它一开始就意味着“线条”或书写，文学、文化和文明。与“文”相对称的是“武”，就是武力或军事。因而“文人”就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有良好修养的人。
中国过去在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后，文官差不多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因而都是经典学者或保守派。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是在接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中央政权的这种“框架”中产生的。在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寺院避难所，没有不同信仰的宗派冲突，也没有教堂同国家的分裂等造成的分歧。“读书致仕”大体上总是沿着官府的渠道；伟大的思想学派的倡导者如朱熹和王阳明，都有做官的经历。
在近代历史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吩世纪的中国学者接受外国思想并开始改革的确很慢；第二，当旧秩序崩溃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精神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者，差不多都专心致力于“救国”，他们都仍然向往于国家。
这种向往，当然是有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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