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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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往，当然是有矛盾的，因为学者一官吏这个角色，总是两重性的― 不仅要贯彻皇帝一行政的旨意，而且还要向统治者进言，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在政策上劝诫他。学者知道应该怎么办，并有义务贡献出他的意见。知识和行为的统一，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学者的知识应该最终变为行动，行动也应该影响到知识。当胡适和他的同事们在1919 年主张．学问和政治应该分家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学者。但1931 年以后，在日本开始进攻中国后，即使是他们，也做起政府顾问和行政官员来了。中国的伟大批评家鲁迅采取行动，发起建立左翼作家同盟。他鼓励批评和出版，都是为了社会秩序的进步和改善国家权力的运用，决不是远离政治。
1949 年中共取得政权伊始就大大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从理论上讲，由革命战争过渡到管理新的政府，需要把战斗的行动转移到用说服的手段而不是用暴力去实现革命的目标。然而，毛曾经提出一个估计数字（完全没有对证过），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80万人被处死，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有些是地主恶霸，有些是不可救药的党的专政的反对者。
思想改造问题这时受到极大的重视。在全国范围的运动中，某些坏的行为被笼统地揭露出来，然后对具体的个人就以较大规模的斗争方式加以打击。一个运动通常是全国都发动起来，再在一个个地方由积极分子加以升级。有时他们接受指示，必须完成多少被牺牲者数目的指标。公众斗争和羞辱性的集会都是大规模的。千百个参加旁听的人从会议中懂得了什么事是不能干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改造教育，来造就忠于党的路线的学生。因为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教师，于是整个教育系统都成为革命改造的领域。
当中共开始掌权的时候，中国教育继承下来的影响是极其庞杂的。帝制时代的书院和它们的思想潮流，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在1900年以后，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 年当中，来自日本的影响很大。这之后接着是中华民国头4O 年中，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影响占优势。同时在汾世纪加年代和30 年代群众教育也有了开头。而中共在20 世纪4O 年代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二个明显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旧式经典教育时期，到1905 年以前曾经培养了一批士大夫。他们如同西方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一样，是知识渊博的行政官而不是技术专家。第二个时期到20 世纪4O 年代末为止，西方自由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一般人民则受了初等教育。第三个时期，即1949 年以后，毛希望的是把教育政策的中心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所以他试着采取苏联的制度，培养意识形态健康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制度仍然是面向两个方向：一方面给全国人民一种现代教育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训练多学科的现代知识阶层，以取代旧式的儒生― 士大夫行政官。但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的资源，怎么能把现代的文化生活给予群众，而同时还要培养一批受过高级训练的知识阶层呢？
1949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用极大力气模仿苏联教育制度。这种模式强调训练实用科目中的科学人员，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于是中共改组了基督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的文理科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创办了2O 个新的科技院校和26 个新的工程研究所。在大约200 个高等教育机构中，只有13 个是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这一改组结果，使绝大部分学生转人技术科学，而放弃了原来的人文课程。原来那些课程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有很多政治概念，而很少懂得技术，特别是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的居多。换句话说，这个转变主要是使高等教育从培养政府高级官员转移到培训技术人员。中共当然有它自己的吸收行政管理人员的渠道。这里可以看出切断一般文化教育和国家政策之间联系的企图。
苏联模式也改变了提供教学方案、资料和教科书的制度，以适应由中央统一制定各种专业训练培养计划的需要。1952 年11 月成立了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各种俄文的专科教科书都找了来，大量译成中文。全国出版书籍的1/3以上都是这些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被俄语取代。五级分制度和口试制度都采用苏联方法。
这样一来，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东西和边区继续下来的东西同苏联的影响都混杂起来了，以致留下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那些受过高级训练的西方留学生，现在担任大学教授都得重新适应在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教课。沁世纪功年代实行的思想改造，首要的对象就是大学教授。可是事实依然是事实― 教学人员总的说来还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观点和方法。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有了思想改造的经验和做了许多主观的努力吸收革命的新原则，旧有的教职员在他们的专业上还是碰到许多关于标准、进度的问题。中共刻不容缓地要在工农群众中培养出知识分子来，但是教授们发现最好的学生还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家庭，仅仅上过几年学的工农毕业生不能承担大学的工作。中共政权极力在农村鼓励开办民办学校，但是事实证明它们不可能成为通向大专院校高级教育的管道。因为指导民众教育的只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共产党员，他们怎么也无法达到大学的水平。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始终数量上很有限。一个4 亿人口的国家在1949 年以前只培养了大约185000名大专毕业生。由于在那以后人口急剧增长，受高等教育人员在比例上不可能改善。这样，大专毕业生占全国人口大约不过1 输。怎么能希望这样少的有训练的干部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在1950年以后，每个农村设立一个学校的计划，只好放弃。不能考上大学的多余的中学毕业生增加太多了，没有足够的适合于他们身份的职业位置，这使知识分子灰心丧气。总之，中国现在还忍受着由来已久的体力劳动群众和脑力劳动的统治阶级的分离。高中毕业生不愿做“白领工人”，总觉得丢人。1956 年大学中1 / 3 的学生是工农出身。教育中的革命是开始了，但是还远远不完全，不成功。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发展带来的经济上的缺陷，这就造成一种形势，即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去争取知识分子更积极的支持。
毛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对革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们而干下去”。1956 年春天的局势是：农民正在和工人们合为一体，都变成了共产党员，这同样也适用于知识分子。阶级斗争正在消失，这是邓小平的观点，他是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当时任中共总书记。事实表明，1956 年初，毛是相信知识分子的。他们毫无疑义是专家，他们的世界观也是“红”的（即又红又专）。
在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中，195 斤一1957 年间的“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了新的一页。这个名词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中引来的。由于整个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人们有较多的业余时间接触较多的外国出版物，有了较多的创作余地），从1956 年5 月起知识分子受到鼓励，可以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式的干部提出批评。毛估计在最多不过引刃万知识分子，即高中以上毕业生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超过3 ％。所以对于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方法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批评是有益的，可以代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对共产主义制度忠诚的范围内，是可以争辩是非的。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很懂得，如果把脖子伸长出去，就会丢掉你的脑袋。但是1 邺7 年5 月中共要进行的是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运动。当干部们是攻击的目标时，受过他们的气的知识分子就畅所欲言起来。到1957 年5 月，他们很快地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也批评起来― 对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等等― 都攻击起来，而且攻击是如此之激烈，以致“百花齐放”运动搞了五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了。
反右运动
到1957 年夏天，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发了相当多的牢骚以后，毛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转移到那些不服管束的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成为反右的对象。换句话说，既然矛盾作为历史的动力而存在，它们没有成为对抗性的之前，是可以不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很多中共官僚主义者过分懈怠，谋取私利。有些人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在内心里不肯变成“红色”的。知识分子既然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表明他们的忠诚是可疑的，毛即认为必须培养出新的一代人。因为有好的无产阶级的出身，就应该培养得出切切实实忠于党的知识分子。当表现成绩和阶级出身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他认为必须把重点放在后者（阶级成分）＿七。他警告知识分子说，你们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雇用来教导子女的，不能有和党离心离德的自己的思想。
从1957 年以后，毛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什么一切伟大的知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去，退到他所出身的老根― 中国农村，认为那里才是智慧的源泉和未来的希望。
过去皇帝也有时放开言路，任人讲话，但他们得到的往往超出他所希望的。毛和他的同事们受到震惊而幻想破灭。当他们很快地报复，把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当做反右运动的对象时，大约40 万到70 万人― 大都是比较有才能的人― 统统被撤掉职务，给他们贴上灾难性的“右派分子”标签，定为人民的敌人。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
一个革命的历史，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强烈和突然的变动造成的牺牲者数目字。但要用数字去确认某一个形势是困难的。因此现在让我粗枝大叶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熟知的三个人的情况，以见一斑。
第一个是一位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他是哈佛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沁世纪扔年代，他是一个对国民党和其他反动事物发表很多批评言论的人。他曾任国民参政会（为缓和当时自由派情绪而设置的没有实权的机构）的参政员，可见他的学术和政治身份。他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时曾领导学生运动，批判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利用警察特务镇压知识界。他以微薄的薪傣，在田舍茅屋里度过抗日战争的年月。1948 年，他回到哈佛著书一年。1949 年他回到中国时，他预感国民党会在走向失败的最后一刻钟将他杀死在血泊中。不料中共却把他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欢迎他重新建设中国。不久他再三参加代表团访问外国，代表新中国发言，井被任命为培训行政官吏的政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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