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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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同时也用以证明他在这场争论中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不久，他废除了军官的肩章，并恢复了政委制，这样就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制度降了级。紧接着就发动了一个“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军队的政治化模式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当然就打破了中共以前规定的军人处于从属地位的传统。
长话短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已经丢了不少面子。甚至卜在这以前，他就已经提出在决定政策时坐在后排椅厂上，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自己居于“第二线”地位。为什么毛破坏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党，并且危害整个革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毛对于城市官僚主义的反感，表现在他的一个信念，即农民必须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受惠者。他的长期经验使他深深懂得妨碍农民过好生活的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毛在掌权以后，对于使他们（农民）获得彻底解放的理想，则不得不让位于另一种努力，即在中共领导和控制下建设起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但是，在这种努力进行的过程中，毛优心仲忡地看到中央政府机关和各级官吏层无可避免地纷纷建立起来，那种情景跟帝制时代设官封职差不多。他担心旧时代统治阶级态意控制农村百姓的时代又将出现。．从个人特权不可抑制的趋势和新的统治阶级的腐化现象看来，要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不容易。
加世纪印年代初期使毛惴湍不安而且优心仲忡的是国家现有各种机构对于他的业绩和政策广泛地并且层出不穷地表现出否定或抹杀的态度。在一个以理想的和谐与团结为基础的国家，各派领导人不能够直接指名道姓地互相攻击。旧时代中国官僚采用的老办法是对准他们的外围人员指桑骂槐。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派残余人物一般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被清除，他们的位子如编辑、作家、新闻记者以及知识分子组织者，多被比较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所补充。他们和一些政治派系领导人结合起来，也会用社论、杂文、评论、剧本以及其他文艺作品表明他们的态度。20　世纪oo　年代初期一群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就使用伊素寓言式的文体，写出间接的讽刺或历史故事，对大跃进的失误和毛的群众动员策略加以批评。有的人甚至更进一步对毛在1942　年讲话中的主张―　一切文学应该直接服务于革命―　提出疑问。这些批评性的意见多半在北京发表，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是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
最后，毛担心中国的人民革命会走上邪道去，这种担心部分是由于看到苏联变质而产生的。他憎恶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那种高压作风，他俩不久便成为敌人。他看到苏联己在变成修正主义，就是说已经从对人民的普遍关心蜕化下去，而一个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技术上受过教育、在强大的秘密警察保护下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成长起来了。以我们西方一般对苏联共产党专政的评价来看，不能说毛的这种对苏联不信任的看法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他的个人动机是想使和他看法相同的支持者重新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幸的事实是，毛一着手树立一个帮派来反对他认为领导着经济恢复工作的修正主义，他就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所有的才能和手法。在l　肠2　一l　肠5　年重新划分阵营期间，毛把他的附和者统统集合起来。
两条路线斗争和教育
毛先试着领导一个对农村党员下部的整风运动。这样做可以使毛创造一个灵活的临时机构网，而且在1963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可以有两条战线的战场：；　这时候是刘少奇做国家主席，邓小平做党的总书记。双方都不能不同意党在人民中间丧失了很大威信，腐化已经出现，士气低落。双方意见不同的是：进行这个整风，是用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在农村基层搞呢，还是限于党内。
1964年中共发动了一个在农村干部中整风的群众运动。事实上，各村生产管理委员会中的主席、书记、会计、仓库管理员等很快都开始在他们原来出身的农民头上耍威风、摆架子。他们已经习惯于揩油、占便宜、施小恩小惠、少做些重劳动、任意发号施令，自己则过得好些。搞“四清”就是针对那些作风＿L　变成剥削者的干部而来的。
中共为了铲除这些弊病，采用的办法是派外来的工作队去纠正当地干部的歪风。这在程序上有点像最初土改时反对地主、恶城、上豪的样子。工作队先在村里住几个星期，访贫问苦，跟贫困户拉好关系，收集对当地干部的怨恨和证据，然后用无止境的盘问、逼供收集群众斗争会上的材料。这都是和反对知识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一样的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己经变成中共操纵的农民参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这些农民已经不是旧日行刑现场的消极旁观者，现在他们已变成当局指定的斗争对象的吵吵嚷镶的控诉者了。
党的官员们对于毛又要搞一次群众运动来整风不大起劲。毛失望之余，在1965　年就开始向党外寻找一种整风办法。
同时，毛想解放中国农民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知识的公民―　这种理想，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是很容易接受的―　这一希望也受到挫折。教育向来是尊祟孔孟之道的人主要关心的事情。大跃进面对着一个双重问题：怎样按照新的安排使普通人都能受到教育，同时还继续通过现有的中学和大专院校制度培养必需的人材。新的努力集中于创办延安时期实行过的“民办”半工半读学校，于是成百上千的半工半读中学到处成立，学制则改变美国式的12　年制，缩短为苏联式的10　年一贯制。为了使普通民众就学，不得不简化教学内容，因此教科书必须重新编写。编写人员短缺，专科教材因没有人写而简直没办法找到。把欢呼口号的农民现炒现卖地变成“科学家”去充当技术员，证明是没有效益的。不管怎样，半工半读学校总不如正规的学校。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给半工半读学校造成一个坏的名声。人们把它看成青年上进的一条次等的渠道。农民家庭很快就看出，他们的孩子们要上进到较高的阶层，还得通过正规的学校制度。进半工半读学校只能取得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身份，所以他们宁肯让他们的孩子留在家种地一活，也不愿让他进半工半读中学。正规制度的教育家们，看到正规学校不得不降低规格容纳那些资格较差的半工半读学生，就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培养程度较高的学生来保持较高的标准。这种办法以前在延安是用过的，就是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学生、教师、设备集中起来。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恢复之后立刻可以看出，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率高，其中重点学校的毕业生都得高分数，而半工半读学校的毕业生都得低分数。不但如此，半工半读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子弟，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中学里也占统治地位。但是重点学校里的高材生，往往是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们多有‘’家学渊源”。
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教育改革和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新做法，直接冲击了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旧有的分野。毛的教导“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知识分子的孩子们处于不利地位。结果是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受到处分，或者甚至为现行制度所摒弃。可是大学考试制度还和过去按分数录取是一样的。结果是到加世纪印年代中期，中国的新的教育制度变成双轨制度，高分数的学生仍然走向上层。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的阶级结构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高材生的选拔使大多数青年感到失落和不满。到2O　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以及担心毕业生过多，安排不了就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受到了限制，而城市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劳动市场也越来越不安定。除技术工人工资较高，位置比较稳定外，大多数人则没有工作保障。中国社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部分人都处于紧张状态。
中苏方裂
回顾25　年前的l960年，那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中国人和俄国人要分道扬镰了。事实上尽管美国需要越过太平洋，但她同中国的接触却比俄国人经过西伯利亚和蒙古施加影响要广泛而且持久。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办大学教授中国学生。中国上层阶级的第二语言是英文而不是俄文。中国和俄国的往来曾经要凭借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的几千名学生，而前者的影响直到2O　世纪20　年代才开始。中国人跟俄国共产党人虽然相知很深，却不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不会忘记斯大林在加世纪20　年代曾给过他们错误的劝告，并且在1945　年曾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为俄国在满洲的利益服务。总而言之，中俄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脆弱的。中国一旦发展起它自己模式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种关系就会解体。有一个事实可以促使这种关系瓦解，这就是中国有朝一日当真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外援时，美国及其盟国能够比苏联提供多得多的供应。这是25　年后今天的看法了，可是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美国当时为什么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呢？在当时国务卿杜勒斯长老会式的讨伐“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长征中，曾把以莫斯科为首、触须伸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看成铁板一块。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冷战斗士们（包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在内）看来，中国人决不会摆脱俄国极权主义的控制。同样，越南共产党人也不会同中国共产党翻脸，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都属于一个庞大的世界性集团。
说我们当时的理解完全错误，甚至是愚蠢和无知，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聪明些或加息灵通些了，但是我希望如此。
中苏间的分裂，在2O　世纪5O　年代末就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l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O　周年纪念时，说了一些吹捧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优越地位的话和一些比苏联在发射人造卫星时所愿意听到的更好的话，例如说这件事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和帝国主义世界末日屈指可数，等等。这个时候，中苏之间签订了好几项关于技术交换、包括核弹的援助协议，而且还有一万名左右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帮助工业建设。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大受苏联教育和文艺模式的影响。这时俄语已成为他们的第一外国语。俄国文学、艺术以及建筑都受到欢迎。
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之后，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他于1958　年和1959　年两次到北京，和毛谈得很不融洽。赫鲁晓夫认为毛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异端论者，他的判断不足为凭。赫鲁晓夫对于毛在大跃进中竟然夸口说中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会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大为气愤。尤其叫赫鲁晓夫冒火的是，l958　年毛计划向厦门对面国民党军队驻扎的金门岛投弹轰炸时，竟没有告诉他，理由是那“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这就抹杀了一件事实，即美国与台湾有同盟关系，正像中国与苏联一样，而且这个被称为内战的事，可以引起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对抗。当时赫鲁晓夫正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谈判一个临时性维持现状的协议。在台湾海峡的危机问题上，苏联拒绝支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