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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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以恢弘凝重的纪实笔触，全景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进行了一次次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交锋。
　　　　　本书所介绍的“国际特工”，并非指的是国际上那些职业间谍或神秘的冒险家，而是指20世纪上半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战略利益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因这些情报人员大多以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成员身份为掩护，所以称做国际特工。可以说这个情报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当时苏联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格柏乌”的幕后操纵。“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与偏重于谍报活动的“克格勃”　不同，这是一个完全隶属于军方管制的情报机构，它的首脑全部是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格柏乌”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也被情报界视为样板的著名情报网，如欧洲的“红色乐队”情报网、亚洲日本的“拉姆扎小组”、中国的“满洲情报组”等等。在这些英雄的群体中，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
前言
　　本书是一部凝重的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它涉及的范围广、事件多；内容新颖，史料翔实；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情报战，是军事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像许多事情一样，谍报史在中国也是极其久远。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女间谍，也是个色情间谍，就是中国的女艾。古代大政治家伊尹也可称得上是个大间谍。（（孙子兵法》中专列《用间》一篇，战国时信陵君也是搞情报的高手。古代中国在情报战的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许是不屑于也没有多看外面的世界，古代中国在对外情报战中下的功夫远远不够。不仅害人之心不多，连防人之心也大大缺乏。在对越南、倭寇、沙俄的战争中屡吃大亏。在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对外战争和国际交往中，清政府在情报战上更是一塌糊涂。之后，随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情报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建国前，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主，对外以对日为主，在秘密战线上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这其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书即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其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争。
　　关于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本书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红色国际特工的光辉群像。　提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不能不首先介绍一下格柏乌的发展历史。
　　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苏联红军干6月份绢建了东方战线，下辖5个集团军。同一天，东方战线建立第一个登记部，统管情报工作；随后组成的新的战线也都组建了自己的“登记部”和情报网。然而此时苏联已经有了名为“契卡”　的情报机构，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契卡也有自己的情报网，于是免不了时常与军队的“登记部”发生冲突。到了1918年底，各个战线的“登记部”都开始正常运转，但是唯独红军总参谋部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于是在10月21日，列宁签署命令，成立“共和国野战参谋登记处”。这是在俄国各红军部队已建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统领全军的军事情报最高领导机关，也就是“格柏乌”的前身。“登记处”成立后，从契卡派去一个名叫阿拉诺夫的人去任部长，他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契卡成员的头衔。从这时开始，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军队情报部门的首脑必须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两年后，列宁在错误的情报指引下指挥苏军进攻波兰，战斗失利。痛定思痛，列宁决定整顿情报工作，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走马上任，成为“登记处”的新领导人。不久，别尔津对“登记处”进行了改组，组建了情报局，以代替“登记处”。后来这个机构一度被称为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最后定名为总参谋部情报部，即“格柏乌”。
　　1937一1938年间，苏联发生了著名的大清洗运动，包括别尔津在内的大批红军情报部门人员被残酷“清洗”，整个格柏乌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次年，苏联红军进攻芬兰，因情报跟不上被重创。幸运的是，在这场动乱中大批在国外工作的格柏乌人员得以幸存，这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牢固的情报基础。
　　“二战”爆发后，军事情报工作重新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重视，1940年6　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格柏乌很快又高效运转起来，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从全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莫斯科格柏乌总部。斯大林亲自委派菲利普·戈利科夫前往欧洲和美国，疏通各种有利于苏联的情报通道，很快，格柏乌便在全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其中在欧洲主要是搜集各种军事情报，以利于展开军事行动；在美国则主要是搜集军工科学方面的信息，这些情报后来对苏联的国防工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帮　助作用。
　　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利用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被情报界视为样板、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情报网，如：由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于1939—1942年在欧洲建立的“红色管弦乐队”秘密电台网，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于1933～1941年在日本东京建立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等于1932年一1940年在中国建立的“满洲情报组”，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于1937一1943年在中国南京、上海建立的“梅杰姆”小组还有设在中立国瑞士的“拉多”情报网、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在这些英雄的群体里，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等等。另外，还有一批超级特工在孤军奋战，如在纳粹德国保安局战斗了十个春秋、号称“千面人”的苏军情报员阿贝尔，号称“超级女谍”、在欧洲建立卓越功勋的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这些英雄的名字将同他们创造的业绩永存史册。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格柏乌）为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察活动，借助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力量，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优秀共产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
　　一个英国人写过《英国谍报史》、《日本谍报史》、《美国谍报史》、《中国谍报史）），其中《中国谍报史））写得很肤浅，也不够全面。
　　本书的作者之一许文龙在1996年曾出版过《中共特工》一书，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终于弥补了没有国人写《中国谍报史》的空白。只是由于内容的限制，没有更好地叙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其实中共的情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契卡”和“格柏乌”的工作经验。许多中国著名的特工专家都曾在苏联受训。中共早期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极为出色，在世界谍报史上都堪称一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苏联的情报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而同时，中共又应共产国际之邀，派遣了大批中共党员充实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中央特科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建立的工作关系，直到后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被军统破坏才告一段落。抗战时期才又恢复了联系，苏军总参情报部以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站的名义在华活动（中共对外称“农村工作部”）。这样，在前后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大批中华儿女与国际友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在秘密战线上始终坚持着舍生忘死的战斗。
　　本书只是撷取了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片断，展现给亲爱的读者。
　　1930年至1932年，红色谍王佐尔格进入中国上海，在短短的三年里，他在中国华北、华南、华东广大地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情报网，为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接着，他的继任者华尔顿在1933年至1935年间再接再厉，将中国情报组织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陆海防兄弟的叛变，使佐尔格、华尔顿建立起的中国情报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一度陷入停顿。然而，红色特工并没有停止战斗，以苏子元、张永兴为代表的国际情报战士在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门的支持下，同日本关东军再次展开较量。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他们在莫斯科设立军事情报学校，招收大批中共党员、爱国青年，加以正规培训，分批分期派回东北、建立规模庞大的“满洲情报组”，对盘踞在东北，华北的日寇展开空前猛烈的秘密战，机场被炸、货场被烧、铁路中断日本法西斯被打得焦头烂额、陷入了极度恐慌的境地。不幸的是，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成员大多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捕杀，华尔顿被捕入狱，杨奠坤被捕入狱，张逸仙亡命天涯，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　显英勇就义可以说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历史，是一部极其悲壮的历史，在光荣与战功的背后，滴淌着红色国际特工的血
　　本书在翔实记述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伟大业绩的同时，还巧妙生动地揭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日本早期特务机关“井上公馆”的内部探秘；蒋介石密见德国军事顾问团；苏联谍报将军别尔津、乌里茨基、瓦林将军的音容笑貌；汪精卫对部下吐露自己的担扰；中统特务与日寇的勾结；“七七事变”前夕，二十九军与华北日军在“鸿门宴”上的较量，等等，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不同程度的答案。因此，本书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及世界史的研究人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参考了极其珍贵的日本关东军档案，如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日本关东局潮海事务官的（（对谋略放火的研究》等。通过敌人的档案，可以详细了解国际情报战士在狱中的表现，他们的思想动态，以及敌人的种种卑劣伎俩，使本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数量浩大，不能全部列举。只是在附录部分列举了最主要的一部分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党史委、国防大学、伪满皇宫博物馆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冰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