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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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夜，北京无眠，中国无眠，世界无眠。全世界约25亿观众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了北京中华世纪坛的庆典活动。第二天的报纸用了很多词汇来形容当晚的壮观场面：“欢乐的海洋”、“载歌载舞”、“亮如白昼”、“狮舞龙腾”、“锣鼓喧天”

　　　　刚刚走完半个世纪的新中国，恰逢千年一轮的历史坐标，是机遇，也是挑战。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人民背负的是丧权辱国的沉痛，而在这一个千禧年到来时，中国人献上的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盛世。在人类新千年来临之际，江泽民主席在中华世纪坛上庄严宣告，在新世纪里，“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这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在世纪之交迸发出的巨大回响，也是一个国家迈向伟大复兴的豪迈宣言。

　　　　迎接完新千年后，再过一个多月，中国人又要迎接新千年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了。

　　　　我向总理说实话

　　　　无论是澳门回归，还是迎接新千年，1999年末的几件大好事并没有让37岁的李昌平感到一丝轻松和快乐。相反，他还觉得那是一段“极其郁闷的日子”。

　　　　1999年12月6日，李昌平被任命为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昌平的“火”却怎么也烧不起来，他面对的是一大块“僵冰”。

　　　　刚刚上任几天，两位70多岁的老人就找到李昌平说：“李书记，我们都快要入土的人了，为什么还要交那么多‘人头税’所谓的“人头税”，就是所有的农民税费按拥有的田亩缴纳后，不足部分按人头分摊下去，老人孩子都不例外。？请问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望着步履蹒跚的老人，想到他们全年交了900元的“人头税”，李昌平说不出话来，他无法给老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乡里的种田能手李开明也找到李昌平，说他明年打死也不种田了，因为1999年他种了18。3亩地，收粮18000斤，由于粮食市场封闭运行，只能以每市斤0。35元出售（国家保护价0。55元），就这粮食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

　　　　要过新年了，好多人来到乡政府找李昌平，不是索要工资，就是讨债。全乡360个干部包括教师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李昌平只好到处求人借钱，乡政府已经债台高筑，银行已经不敢再借钱给他们了，只能从私人手里借高利贷。

　　　　李昌平还发现，1999年全乡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全乡三级（村、区、乡）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占60％。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不足1000万元，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用来上交还不够。

第一部分　第42节：国脉（17）

　　　　农村的破落、农民的痛苦和农业的脆弱，所有这些都压得李昌平喘不过气来。

　　　　在不安和忧虑中，李昌平度过了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四，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报纸首页已经出现“民工潮提前到来”的标题新闻。李昌平在这一天走出家门，他想去看看本乡的百姓是怎样过这个新年的。

　　　　外面的寒风凛冽，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一路上情景催人泪下：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人群，就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不管是什么车，只要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

　　　　这位出身于农家、又有机会领导他的父老乡亲的乡党委书记，本来怀抱满腔热血要干出一番事业来，现在看到这一拨拨农民背井离乡、绝尘而去，不禁悲从中来。

　　　　李昌平的“桑塔纳”小车也被拦下，农民说想搭车，他一点头，就挤上来五个人。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一个人说：“你们当官儿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李昌平觉得这人说话太夸张，简直就是一个“刁民”。

　　　　他决定到村子里面去查看究竟。每条公路的尽头都连着一个村庄，当李昌平走进去时，他看到的不是过年的喜庆：一些农家的大门紧锁，悄无声息——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过年也没回来。

　　　　在一家农户里，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李昌平说：“过去只愁没有粮食吃，现在好了，粮食不珍贵了，愁的事也多了，愁孩子读不起书，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税”

　　　　上任两个月来，李昌平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姑妈和亲姑爷有病不治，慢慢死去，再加上两个月以来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看来那些老百姓的“狠话”、“怨言”也不是没有道理。

　　　　李昌平觉得应该做一些细致的调查工作。两天后，正月初六，他把14个人请到办公室里进行畅谈，这些人中有干部、教师，也有种田的和做生意的。不过他们都是李昌平少年时期的同学，李昌平想从老同学那里听到一些真心实意的话。

　　　　“作为班子中的一员，我想对你说，做个好官太难；作为同学，我想对你说，做个糊涂官最好；作为棋盘乡人，我想对你说，棋盘需要清官！”李昌平的副手，一位棋盘乡的党委副书记这样直耿耿地对李昌平说。他说他在棋盘乡工作的15年中，送走的党委书记前后有五六个。这些书记上任时，个个发誓要当一个好书记，但最后总是身不由己。

　　　　李昌平听了大吃一惊，但更叫他吃惊的还在后头。一位做生意的同学说，他“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还有一位同学，是个地道的农民，他一开口就流露出满腔怨恨：“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

　　　　李昌平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和少年时的同学畅谈完的那个晚上，李昌平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他拿起电话给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头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

　　　　思忖着上任两个多月来碰到的种种窘况，李昌平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李昌平拿起了笔，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写了很久却写不下去。他明白，自己知道的，当地领导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就在几年前，他也曾写文章，对当时的县委领导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质疑，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县领导。

　　　　李昌平心里的话如鲠在喉，体会到说真话的苦楚让他左右为难。最后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当他提笔在纸上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从这时起，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第一部分　第43节：国脉（18）

　　　　他提起笔，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给朱镕基总理写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闪烁的灯光下，李昌平写出了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李昌平告诉朱镕基，棋盘乡的四万人口中，已经走了两万五千人。因为有80％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一百亩耕地中就有65亩被撂荒。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长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李昌平告诉总理，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简直重如“泰山”。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每年从农民那里收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

　　　　李昌平对总理说，乡镇干部如“蝗虫”，棋盘乡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土、打在泥土，农民怎么受得了！”

　　　　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简单而又触目惊心的数据描述了棋盘乡的“三农”危状：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综合起来就是很简单的结论：农民负担太重，种粮税高价低，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农业生产凋敝和农村经济困顿。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李昌平向总理建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李昌平太多的感情与思考，但他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出去，他设想着这封信发出去以后的种种可能性：或者国务院会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层层下批，到了县里，这样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会直接派调查组下来，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后者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这毕竟是个反常举动，无论如何，只要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他自己就可能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李昌平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2000年3月的第一个周，县委召开会议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农民负担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不禁怒火中烧。恰好此时县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他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我认为有必要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李昌平感到自己一开口，会议的气氛就顿时变得沉重了。接下来他的发言内容几乎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信。

　　　　李昌平发言完毕，他的“不和谐”声音让领导很生气；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一阵后，县领导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县委的新决定和县领导的“正气”态度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那封信发了出去。

　　　　信发出后，李昌平一边按照信里的建议思路着手棋盘乡的改革工作，一边静观其变、静候佳音。

　　　　2000年4月1日，中央调查组的两位同志来到了监利县，他们没有惊动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头，在当地展开暗访工作。在此后的4天时间内，调查组走访的情况正如李昌平反映的一样，有的还更严重。

第一部分　第44节：国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