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二卷－中原逐鹿-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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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成巩固的华北。
粟裕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一兵团这样一个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 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去。
粟裕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裕，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十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将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这样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最后，粟裕终于鼓足勇气，向他的老军长陈毅司令员详详细细汇报了2 个月来一直在折磨着他的这些重大问题。
一直在忙于主持军政要务的陈毅，被粟裕这一大胆设想给提“懵”了，感到非常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又是在国共两军即将拉开决战帷幕的关键时刻，其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
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反复考虑、亲自主持，经毛泽东和陈毅和你粟裕反复商议，最后同意了粟裕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战略行动方针，还可能对之提出异议吗？
况且，毛泽东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有深刻理论阐明并有实践依据的，而且部署非常之周详，又投入了这么多这么大的精力，不仅华野第一兵团，不仅华野，而且整个中原野战军都惊动了。
陈毅十分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理论分析。
粟裕的建议使亲身参与这一战略方针方案制定，并同毛泽东有着相同军事性格的陈毅，一时难以接受。
在最初的几天里，以善下快棋著称的陈毅司令员，常常举棋不定，心不在“焉”。随着的一次次促膝谈心，陈毅进入了深思，他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方能做出正确决定。
应该说，作为一个野战军几十万大军的统帅，威震四方的共产党军事家，陈毅既有丰富的军事想象力和预见力，也有很丰富很具体的实践经验，他对战争的直觉和体会，比粟裕更加深刻也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作为并肩战斗20余年的老战友，陈毅非常了解和熟悉粟裕，对粟裕的指挥风格、兴趣爱好，乃至生活习惯，都了如指掌。从井冈山到长征，到梅岭绝章，到最近的解放战争，他们两人常常形影不离。陈毅对粟裕十分欣赏也十分器重，特别是去年雨季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自己的这样助手更为器重。1947年夏，南麻、临锔战役结束，由于雨季没有打好，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初步总结报告中，引咎自责。对此，陈毅感到非常不安。他始终认为，几仗未打好，彼此有责，不能由粟裕一人承担责任。在处理完其它紧急公务后，陈毅与粟裕作了彻夜长谈。第二天，陈毅亲自拟定一份“指人译”的电稿，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这份由译电员特别注明“错字尚多”的电报说：（一）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
（二）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指彭德怀——作者注）、刘（指刘伯承——作者注）。林（指林彪——作者注）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同有责，不足为病。谭（指谭震林—一作者注）、我本此观点，互相研究教训，粟亦同意。
（三）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裕负责。过去常胜者如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次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
而这次战役之所以没有能得手，不就是在粟裕所担心的问题上没有解决好吗？去年7 月，华野匆促分兵，又是雨季，远离后方行军作战的几个纵队每纵损失数千人，有的多达上万人，内线作战的部队都因兵力不足而在南麻、临胸接连失利。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陈毅越想越感到粟裕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再仔细推敲，发觉又是可行的，认为这个方案能够行得通。
陈毅是一个豪爽、耿直的人，是一个善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并善于放弃自己服从事实、服从真理的人。他渐渐地被说服，渐渐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可贵的举动。他为粟裕这种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大胆直陈的恢宏气度所感动。最后，他十分坚定十分明确的对粟裕说：你的建议很重要，要鼓足勇气大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
52．斗胆直呈
说服了陈毅并得到鼓励的粟裕，信心更足了。但要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改变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方针，说服毛泽东主席，他心里实在没有多少把握。他没有立即给毛泽东发电报，而是采取较为稳妥、周密的步骤，给刘邓首长发去电报。
4 月16日，粟裕发出13to字的长电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向两位首长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请钧座予指正”。他深知获得刘邓的支持是何等重要，而刘邓的态度在毛泽东那里是极有份量的。
刘邓接电后，立即进行研究，同一天，致电中央军委及陈、粟。电报说：“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
“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退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人中原作战，争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有了陈、刘、邓三位首长的支持，4 月18日，粟裕将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奇、朱德，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裕个人名义发出的。
于是，才有了上述提到的这份长电。粟裕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
收到粟裕“斗胆直呈”的电报后，毛泽东既高兴又惊奇，反复权衡，决定先不忙下结论。
粟裕率军南渡，这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问题。早在3 月10日，毛泽东还未东渡黄河之前，他曾致电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我们拟于3 月20日动身东移，约于4 月15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刚到城南庄的毛泽东，收到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改变渡江南下战略方针的电报，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人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四大书记先作研究。
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而迫急的，4 月21日他亲自拟电给陈毅、粟裕：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粟于4 月25日至4 月31日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
因陈毅此时正在主持华东野战军一个重要会议，事关华野全局，所以，陈、粟于4 月22日复电毛泽东，请求由粟裕北上，4 月24日后动身。
此时，毛泽东已于4 月门日深夜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一定要陈毅前来，他在4 月22日给陈、粟的特急电报中命令道：“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4 月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
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说，渡江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离原定计划只有半个多月，看来是非去不可了，陈毅、粟裕接到毛泽东的催电后，于23日复电中央：“我们两个于日（25日一一作者注）晚即动身北来。”
陈毅、粟裕迅即达到城南庄。在城南庄会议上，粟裕汇报了3 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
听了粟裕的汇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当即进行研究，对渡江跃进问题重新进行讨论，反复研究，最后，毛泽东在听取总结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同意和采纳了意见，对华野一兵团的任务重新做了布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告诉粟裕，中央决定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这出乎粟裕的意料，他当即向毛泽东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走。这样，按照中央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敢于实事求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的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粟裕作为战区指挥员敢于采取这样一个大动作，深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这需要特别的战略勇气和恢宏气度，这种高度的民主，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能够左右这场国共命运大决战。而毛泽东的伟大，也正在于此。
1948年5 月5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将中央新的决定、新的部署电告刘邓和华东局：刘邓，并华东局：“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1 、4 、6 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4 个月多则8 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 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 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第十三章 惜别陕北
53．陕北之恋
1948年3 月8 日，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中直机关负责人廖志高、汪东兴等，开会研究中央机关由陕北转到华北的准备工作。
3 月10日，周恩来在中直机关全体人员会上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
中共中央前委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东渡黄河，到河北平山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