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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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是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部就已经完全劫持了政府，这时候就只要东条英机一人去“面圣”就行了。
在宣战这一点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为什么还要打？这个问题从当时到现在的日本人都有点闹不清。石原们搞的“满洲事变”，目的还是很明确的：要搞一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那么在卢沟桥，那些皇军参谋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从田中义一的“帝国国防方针”到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都没有要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语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设他那个“满洲国”呢。
就那个“满洲国”就已经够让关东军闹心的了，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那个“满洲国”，这一点只要举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的证词就够了。辻政信在自己写的《诺门坎》那本书里列举了几个最让他头疼的“匪贼”的名字：谢文东，赵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对金日成的回忆是这样的：“以三江省东边道为据点的金日成共匪，用这两种方法（指“并大屯”和“直接讨伐”——冰冷雨天注）都无法奏效。几次‘金日成已被击毙’的捷报传来，高奏凯歌，马上又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们。到底有几个金日成？在这种重围中十几年脱逃而出，继续战斗的北鲜首相金日成被全鲜人视为英雄”。
那么在“满洲国”的经济上呢？也不怎样。石原计划中的招商引资很不顺利。几大老牌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满洲。积极的就是几个新兴财阀，最积极的就是鲇川义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现在叫“日产”，也叫“尼桑”），“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干脆把他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就搬到满洲去了。战后鲇川义介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关进巢鸭监狱。
这就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开始采取“不扩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军的参谋们可不把这个政策当回事。可不是吗？你看看原来只是关东军总参谋部老四（参谋长，参谋次长，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参谋本部的老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咱们干吗不能干？哪有挤上了车就关门的道理。
军人嘛，想升官发财的道儿就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呢？和谁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来。特别是在这拨皇军参谋眼里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病入膏肓了弱国，只要打一下，那还不是想让他干嘛就干嘛。石原能整出个“满洲国”来，弄好了咱们也能整出个什么国来。至于中国在北伐革命以后已经统一了的事实，他们根本就闭眼不看，或者是不愿意看。
再加上一条“统帅权独立”，使皇军参谋们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加上军费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黑箱，谁把钱用到哪儿去了没人能弄得清，就算有几个反军的议员像中野正刚们老是想查陆军的帐，陆军只要一句“国防机密”就能把这些讨厌的家伙打发回姥姥家去。其实呢？大量的军费被陆军用于政界，传媒界工作。大批的政治家，传媒人被收买，舆论就是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呼乱喊，全国不一块跟着发疯才怪呢。
所以1938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在战后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谁也不想理解汉民族”。就连东条英机在被关进巢鸭监狱以后也说：“统帅权是个错误”。应该说，这些被起诉定罪了的和未被起诉定罪的战犯到最后还是知道了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的。
这个稻田正纯就是负责指挥台儿庄作战的。后来诺门坎事件是又是他首先主张动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后来这个责任被签署命令的板垣征四郎负了。任第六飞行师团少将师团长时在新几内亚前线把7千航空兵扔在那儿自己逃跑从而有了个“逃跑将军”的匪号。终战时任16军中将参谋长，战后因“九大生体解剖事件”和“油山事件”被美国人作为乙级战犯起诉，但还是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那两起都是虐待美军飞行员战俘事件，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发了疯，把轰炸日本时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战俘作了活体解剖。
连以跋扈，狂妄而著称的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都说：“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但这都是败战了以后说的话了。但在当时，那些参谋们可是正狂妄着呢。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六）
能不狂妄吗？全面开战后不到16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国中心城市几乎全陷于日军，而且皇军还在到处追着国军打。看起来日本军队不是“全面胜利”了吗？是不是“大日本皇军能耐大大的有”？
完全不是那样。“胜利”是对于目标而言，没有确定的目标，怎么判断“胜利”？日军参谋们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战争，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没人知道。
后来被认为是发了疯的希特勒在进攻苏联时也没有想过占领全苏联，还有一条所谓“最终到达线”的A…A线（丛南方的阿尔罕格林斯克连到北方的阿斯特拉罕的一条直线），可是在打到A…A线以前希特勒就先被打倒了。
那日军的A…A线在什么地方？追着国军打，准备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已经在轰炸成都了？成都里最近的海岸的直线距离是1600公里！真准备追到成都去？是不是这些皇军们比希特勒还要疯狂？
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战役现在不是中日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责（如卢沟桥事变），唯有这淞沪抗战则是双方都抢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认为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了这场战役，使陆军卷了进去，其结果是使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扩大了战争。而国府（现在大陆也采用这种说法）则认为淞沪抗战是蒋委员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败得很惨。
蒋委员长很信任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确实没有辜负他，确实帮他把红军给赶到陕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军阀到处私放红军，那红军能不能被赶到陕北还能够再讨论讨论。
所以这次淞沪抗战，蒋介石还是用德国顾问，德械师。成算在胸。
但是蒋介石这次失算了。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也不能不说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蒋委员长的是塞克特将军，担任过土耳其的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的总参谋长。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发动叛乱，而我绝不会发动叛乱”。蒋委员长在上海附近布置的防线就叫做“塞克特防线”，继任的是法肯豪森将军，这位很早就作过大清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的教官，帮袁世凯练过兵的。后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又参加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但是军事学是一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问。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惨败，说明了一战时德国军事学上的缺陷。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或者说意识到了缺陷而没有当回事：就算有缺陷，打不了英国法国，打打黄皮猴子应该没问题吧？但是高傲的条顿顾问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黄皮猴子们把条顿骑士们给研究透了。
还记得那个“巴登巴登密约”吗？那冈村宁次他们就是专门去德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去寻找他们的老师德国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那个当时的驻瑞士武官小佃敏四郎后来担任过陆军大学校校长 ，日本陆军的军事训练大纲就是他负责制定的，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的战略战术教训总结得很透彻。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只会进攻，不会防守的。从两次大战的战史就可以看出，进攻时胜多败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败。加上德军顾问团对中国国情不熟，把欧洲的战法拿到中国来了，国军机械化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但是被放在南京。德国顾问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从南京到上海，汽车要开20多个小时。
作战开始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圈套，给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线”，作战目的的在野战时消灭中国军队。德国顾问们的战壕工事有一个缺点：缺乏纵深，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就暴露无遗了的。
而当时指挥淞沪作战的松井石根，是这种攻坚战的专家。
应该说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受过单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的训练，这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突破战壕防御而总结出来的作战姿态，当时采用这一姿态训练的只有日军。而国军只会站立射击或蹲跪射击。
还有从日俄战争后，日军就已经废除大规模集团冲锋的战术，大规模冲锋只是给重机枪提供靶子。日军的冲锋，都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分散，以轻机枪为中心行动，这样能不给阻击重机枪以密集靶子。大家看电影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一个鬼子军官指挥刀一举：“出击（syutsugeki）”，于是皇军们一拥而上。
那只是文学描写，其实战争中根本不是这样，日军冲锋时无声无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势，以求最大程度的让对手不知往哪儿打好，这都是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其实松井在第二次攻击时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线”。防线的最后堡垒大场镇也没守到两个星期。
应该说德国顾问们十分敬职，自尊心特别强。防线失守。居然有气红了眼的德国顾问们端着枪冲上了第一线！忘记了指挥，协调的职责。德国顾问一旦牺牲，部队也就失去了指挥，而事先有没有给各部队下达撤退路线，于是国军防线全面崩溃。松井就指挥着皇军一路向南京烧杀而去。
这里没有把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罪于德国顾问的意思，只是说蒋委员长过分重用德国顾问也是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德国顾问们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雇佣兵，虽然他们并不是为抗日而来，只是为了帮助委员长反共，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也确实为中国人流过汗流过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七）
日本陆军算是攻下了平津，攻下了京沪，可是战局怎样了呢？蒋介石坚持不投降，英美天天逼日本从中国撤军，占领区更是成了游击队的天下。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是头？
先不要说什么时候是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知死活的参谋们嫌这仗打得还不过瘾，还在想法子扩大这场当时已经是烧遍整个华北，华东，华南的战火。
谁？还是关东军的参谋，辻政信少佐（陆大43期军刀组）和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大42期军刀组）。这次关东军更长出息了：要打苏联人了。
石原莞尔和辻政信，是人们在说起日本陆军参谋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