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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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麿在败战后自杀,但在日本同情他的人不多,同情广田弘毅的人倒不少。大家都认为他才是该上绞刑台的文官,但逃得早,这才由广田弘毅顶了缸的人不少。
6月21日,美国的修改案终于送交日本,与此同时,赫尔国务卿发表口头声明说:“我们对野村大使和他的同事们的真挚热诚的态度表示敬意,但是同时要表示极为遗憾的是:在日本领导人中是否有人和德国意大利的行动在遥相呼应,力图使日美外交谈判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日本追求和平的证据,美国不得不要求日本作出比现已表明的态度更为明确的表示。”
这个声明的含义就是美国无法信任作为日本外交最高负责人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
松冈洋佑也是个很独特的人物,他1880年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富有的船商家庭,不过他家的富有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后妈带来了两个除了会用钱外一无所用的兄弟,没几年就把家产给玩了个精光铮亮。到他12岁时,只好跟着表哥远渡重洋,去美国赌运气了。在美国松冈洋佑一边打工一边学习,22岁时以第二名的成绩从俄勒冈大学法学系毕业。
俄勒冈大学,怎么那么偏僻?是偏僻了点,但首先是不能要求一个打工的学生能付得起哈佛,耶鲁的学费,其次是后来松冈洋佑之所以能爬上高位,还全靠俄勒冈大学。哈佛耶鲁见的人多了,不会对一个黄皮的毕业生感多大兴趣,而俄勒冈大学不同,对一个有可能当上日本外相的毕业生是全同学会全体一致进行支援。
1902年大学毕业后松冈回到日本,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外交官考试。但要是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松冈洋佑这个第一名有一大半是托福于英语,怎么说也是从12岁开始使用英语的。
松冈毕业于美国,母校对他又好,本人又长期从事外交官,好像应该亲美才对。但有些事情就是邪门,这个松冈虽然不仇美,但绝对谈不到亲美。
松冈进外务省后就派到了中国,作驻上海副领事,接着又是首任“关东都督府外事课课长”。这个“关东都督府”,就是关东军的前身。松冈的整个年轻时代都是在中国渡过的,一直到第一次大战时才离开中国去华盛顿任一等参赞。
由于这种经历,松冈在外务省被划为“大陆派”,就是成天想着如何进出中国大陆那一拨,与此相对的是“稳健派”。外务省里稳健派多,所以松冈洋佑觉得在外务省不舒服,在1921年做到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课长这个要职的时候,突然辞职,去了他朝思暮想的满洲,任满铁的理事。
张作霖死后,东北一片混乱。松冈计划的“满洲五铁道”也修不成了,这才回日本,当了政友会的议员,成天在议会里鼓吹“满蒙生命线”。
这次松冈要把“日美谅解案”给搅黄的原因并不在松冈有多么反美,而是出于两点莫名其妙的考虑:1.对美交涉居然不是他主宰。
2.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以后,美国也不一定就会报复,说不定谈判的条件还会更好。
所以一直有人怀疑当时松冈洋佑已经得了脑梅毒,因为他已经不能正常思维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五十一)
“日美谅解案”被松冈洋佑搅黄,6月11日芳泽谦吉的荷属东印度工作也告最后失败。
这天,陆海军联合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叫《关于促进南方施案的提案》。从现在起,要干正事了,不去搞唧唧歪歪的外交了,皇军要用自己的双手弄出石油来。
一般有种看法;坏事全是日本陆军干的,海军干的坏事不多。叫做“陆军坏,海军好”。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日本海军确实几乎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从现在开始就不是这样了。海军已经不是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海军次官,井上晴美军务局长那“三驾马车”了,而是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军务局长,冈敬纯军令部总长这“三驾马车”了。
老冰在这里主要是讲的是日本陆军,但是谈到对美开战则无法略去海军,因为他们是主要因素。
就在这时候,冈敬纯弄了一个“海军国防政策委员会”出来,成员是陆军省,军令部的课长以上干部。这个委员会分为四个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负责战争指导方针的是第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军令部第一课课长富冈定俊,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和军令部作战部高级部员大野竹二这四个大佐所组成。
就是这个“第一委员会”进行了对美开战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信性的论证。其中特别是石川信吾大佐,他和陆军的佐藤贤了一样都是最右翼的政治军人。从1941年3月佐藤当上陆军省军务课长以后,这两人走得特别勤。一唱一和,吭瀣一气,结果是海军也和陆军一样地走上了不归路。
战后佐藤是甲级战犯,而石川却什么事没有。
从1941年初开始,石川写了一篇《现在形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的态度》,于6月5日提交海军省和军令部首脑。这篇文章是让海军最后下定决心的关键。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日军参谋们昏作中的典型作品,不知己不知彼,自吹自擂,自说自话。现在看起来就像笑话一样,可当时就能迷惑人。
为什么?首先是文中的一大堆图表和数据。一般人只要看到堆了一大堆图表数据的东西,首先就是倾向于相信,你不相信怎么办?要不然你一个一个去对,没人有那闲工夫,加上又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你只能听他的。
都是些什么数字呢?大米,燃料,重要战略物资和运送能力。你要是认真地查证一下那些数据,就知道全是扯淡的梦话。比如石川大佐说听了他的话去打兰印,到第三年不但不会缺油,还能有富裕油出来,没准能倒个小买卖。
实际上后来在1942年2月,陆军真的出动了空降兵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的瓦伦班油田。但是就仅仅在当年能把油运回来,后来由于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丧失,到了1945年时是一滴也没有运回来过,日本运输能力的损失率是100%,而石川论文里估计的运输能力损失率只是10%。
可是人家石川大佐认为问题不在这儿,他认为:“全面的综合把握是困难的,物资的动态推移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使其预测变得极为困难”,所以,“用数字表达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国力实际判断来作为决定和战的唯一条件是极为危险的”。嘿嘿,你不要老是说国力国力的,那玩意儿说不清楚,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准说!谁说谁是“失败主义者”。
接下来就是对局势的分析,都已经到了1941年了,头年九月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海狮行动计划”,可是这些希特勒的东洋教子们还在狂信德军肯定会在英国本土登陆,用石川的原话就是“德国对英登陆作战肯定成功”,所以英国不足惧。至于美国呢?既然德国能把英国打下去,那么美国的选择也就只有二中选一:和德国言和,保持中立;或者是和德国翻脸,去救本家大叔英国。不管怎么说,反正美国不会卷入南太平洋事务。
所以,结论是:“帝国海军在当今重大时局之际,决不能动摇帝国诸施策,更应采取强硬对策,表明我们的战争(含对美战争)决心”。
所以当时任海军航空本部长的前海军军务局长井上晴美看到这个报告以后说:“第一委员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话没错,到现在只要是研究太平洋战争的人都认为海军第一委员会罪该万死。
海军同意了第一委员会的这个报告以后不到一个星期,6月11日陆军也提出了一个“有关南方施策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为了东亚安定防卫,迅速建立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结合关系。
2.
进行为了军事进驻的外交交涉,在外交交涉不成的情况下武力进驻。
3.
如果英美荷有妨碍行为,则不辞“赌”一场和英美的战争。
应该说,陆军这时比海军第一委员会还是要清醒一些,用了这个“赌”字。陆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泥潭里得到的经验似乎还有点用,而海军第一委员会却好像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光景了。
6月24日,大本营决定了《伴随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个要纲。陆军随即在海南岛的三亚编成了以近卫师团和混成第21旅团为主力的第25军,司令官为饭田祥二郎中将。
7月21日,法国维希政府同意了日本方面的要求。7月28日第25军的先头部队,接下来7月29日第25军主力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
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可是美国人的反应,出乎日本人的想象。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五十二)
7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尔斯就对日本驻美公使若松发出了警告:“有情报表明日本要占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美日谈判的基础就会全部丧失,无法继续”。
23日,威尔斯又对前往拜访的野村大使说:“美国只能把日本的行动看作是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征服政策的实际证据”。
24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斯塔克上将的斡旋下,罗斯福总统接见了野村大使。罗斯福对野村说:“众所周知,美国舆论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的呼声很高。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主张继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有助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但是这次日军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行为颠覆了我的论据,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明确暗示了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但是,日本人没有听进去。
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接着英国,加拿大,法国,葡萄牙,荷兰也宣布了同样措施。
就在此时,皇军参谋们还没醒过来,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当天日志历史这样记载的:“现在还看不到全面禁运的可能。美国可能已经做了不禁运的判断。但是预计明年年初之后,美国会采取一些行动”————哼哼,明年年初,我们就有石油了,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8月1日,美国政府终于宣布了对日本的全面石油禁运。
对正在做着美梦的皇军参谋们无疑是当头一记闷棍。怎么报复来的这样快,做的这么绝情?
其实十分简单,战后才知道,美国当时已经成功地解开了日本外务省的通讯密码。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等高级官员已经看惯了被称作“MAGIC”的日本外交电报,里面都包括7月2日御前会议的详细内容,所以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目的了解的十分清楚,做出那么迅速有力的反应是再自然不过了。
这一下傻了。7月30日,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晋见天皇。报告天皇说,海军的石油贮存只能用两年,如果开战的话就只能用一年半了,因此不如打出去。
天皇听了也傻了,问永野:“和美国开战,有没有胜算?”
这位海军军令部总长的回答居然是:“有没有胜算很难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活路”。
天皇总算弄明白了:“是不是俗话说的‘破罐子破摔’?”
这时的首相是那个一直优柔寡断的近卫文麿,但这次倒挺积极,8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