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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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
作者：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童怀周”小组主要成员，后又成。。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PART1
序 言（1）
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
这是中国历史巨人毛泽东生前送给他的战友叶剑英的两句话。挚诚中肯，恰到好处。江泽民同志谈到这两句话时，说：“纵观叶剑英同志一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紧要关头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诸葛一生唯谨慎”，这一句比较好懂，也切合叶帅之为人，而后一句“吕端大事不糊涂”，确实曾让作者“糊涂”一阵，只好翻书求典。吕端何许人也？原为宋朝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氏，官至枢密直学士，后继吕蒙正为相国。据宋史载，宋太宗颇赏识吕端，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为何说他“小事糊涂”？即是说他不在乎个人利害得失。如对飞辞流长、闲言碎语之类，吕端的态度是：“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说他“大事不糊涂”，那是指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的大事面前，吕端是非分明，秉公办事。例如，有人将叛将李继迁的母亲捉住，准备杀死，吕端听说后，觉得是件大事，便禀告皇上，建议把李母安置好并给以优厚待遇，这样即使李继迁不降，也能系住他的心。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仅避免了滥杀无辜，也最终感动了李的后代，使其终于归顺。太宗感激吕端说：“若是没有你，险些误了大事呀！”及至太宗去世，内侍王继恩阴谋废立，吕端在关键时刻奉真宗即位，罢逐王继恩。这又证明他确是“大事不糊涂”。
说完古典，再回过头来，好好品味当年毛泽东说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背景和寓意。作者曾为此请教过叶帅，他出于自谦，不作解释，只是默认而已。后来，又求教于当年亲耳聆听毛泽东说此话的薄一波同志。薄老回忆往事说，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毛主席指示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会场气氛活跃起来。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又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剑英足以当之！”薄老谈自己的体会说：主席指的大事，一件是长征途中叶剑英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密电”及时送给毛泽东，挽救了党和红军。当然还有其他的事。薄老举例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就是另一件大事。在这场斗争中，他是核心人物，办了一件大好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扶持华国锋，主动让位，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实事求是，客观评价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直到去世，始终是大事不糊涂，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很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大事不糊涂，从广义上讲，是指叶剑英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历史转折的危难关头，他总是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一再做出重大贡献。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件大事外，其他的，如1922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的危急时刻，叶剑英率部誓死保卫孙大总统；1927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毅然与蒋决裂，投靠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划即将举行南昌起义的紧急关头，叶剑英获悉汪精卫、张发奎等密谋加害贺龙、叶挺，他立即连夜下庐山通知贺、叶，商讨对策，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南昌起义失败，汪精卫下令张发奎等派兵追赶，企图消灭南下途中的起义军，在此关键时刻，叶剑英向张发奎“献策”，力阻不追，使起义军顺利开往广东；在广州起义险遭破坏的危急时刻，他设法稳住敌人，“调虎离山”，保证起义提前进行；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两次救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免遭敌人突袭；西安事变前后，他密赴西安，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密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在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转战南北，身居虎穴，“舌战群儒”，坚持抗战统战；在敌重兵压境、延安危急时，他巧布“空城计”，转危为安；在北平军调部400个艰险日夜，他与美方、国方代表谈判斗争，不辱使命，胜利而归；在新中国诞生的“阵痛”时刻，他主持中央后委，接管北平，进军华南，统筹两广，解决了历史转折中一个个难题；在“十年浩劫”的严重时期，他坚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期斗争，最后战而胜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伟大历史转折的新时期，他拨乱反正，荐贤举能，坚决支持和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之，在这些重大历史关头、关键时刻，叶剑英不知经历多少惊涛骇浪，遭遇多少迷雾暗礁，但他始终能保持清醒头脑，沿着正确航向，勇往直前，做到“大事不糊涂”。
序 言（2）
有人提出，叶剑英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值得认真探讨，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即放在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下面加以考察。既要考察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又要研究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曾引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也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时势造英雄”。
叶剑英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生长在20年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严重危机，急于摆脱贫困和压迫的群众情绪，风起云涌、疾风暴雨的革命大潮，呼唤着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站出来，带领千百万群众扫除障碍，改天换地，创造一个新世界。
叶剑英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大趋势下面应运而生，被“创造”出来，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在重大历史转折中发挥了自己的“天才”，起到了推动历史进程的作用。
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人的主观因素，并不抹煞领袖人物个人品质、才智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在承认“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恩格斯语），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所起的特殊作用。还是列宁说得好：“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叶剑英是在中国革命土壤上锻炼成长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当然不是个人“孤立的行动”，而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者。历史实践证明，他并非那种脱离群众的“孤立的行动”而被沉没于“汪洋大海”之中，相反的，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按照党所指引的正确航线，顺应历史潮流前进，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尤其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重大关头，他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正确认识和分析所处的历史的客观条件，正确把握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掌握驾驭社会转折的主动权。正如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这位老革命家所品评的：“叶剑英同志具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在纪念叶剑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引用叶剑英“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来高度概括这位伟人奋斗不懈的光辉一生。称赞他党性坚强，信念坚定；无私无畏，有胆有识；胸怀宽广，谦虚质朴；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一身正气；好学深思，实事求是。正是这些崇高思想和宝贵品质，加上他丰富的学识，杰出的才能，广袤的阅历，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斗争经验，才使得他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审时度势，虑善而动，表现出深邃敏锐的全局性战略思考，正确认识社会变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能及时准确地判断和把握历史契机，机智果敢地作出转折性的重大决策，一次又一次挽救危局，化险为夷，为党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真正做到“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
在这本书里，试图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采用求真纪实的笔法，记述叶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仅仅是叶帅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一个侧影，远远未能反映他的全部历史辉煌。而要全面深刻地记述这位伟人的传奇一生，那则需要撰写几部专著才有可能办得到的。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1）
一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初出茅庐的叶剑英毅然决定追随孙中山革命，在叛军炮轰总统府的关键时刻，保卫孙中山脱险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如春秋战国一样，正处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盘踞北方的有北洋军阀分裂后的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山西军阀阎锡山，南方有西南滇、桂军阀和粤系军阀各地的老新军阀、大小军阀，多如牛毛，分散割据，互相厮杀，真是“政事兵乱，无年无月”，好端端的一个中华民国被搞得乌七八糟，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这些军阀长年混战无非为了争夺地盘，争掌政权，一个一个登台表演，像走马灯一样，正如那句古话所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不知道何时收场。
生于乱世的叶剑英离开梅州东山中学，为寻找生路，漂泊南洋，远走他乡，后来考入云南讲武堂。经过两年半的艰苦训练，于1919年底结束了昆明的习武生活。但何处是用武之地？面对新的军阀混战局面，是加入军阀的军队，坑国害民，升官发财，还是跟随孙中山，艰苦奋战，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救国救民？在叶剑英面前摆着两条路，需要当机立断，作出抉择。从少年时代起受过革命思想熏陶影响的叶剑英，毅然选择了孙中山。
拒绝桂系军阀刘志陆的挽留，
投奔孙中山组建的建国粤军
1920年刚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叶剑英，由昆明返回广东梅州家乡，一心想用自己所学到的军事知识投效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但没料到孙中山当时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所排挤，离开广东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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