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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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几年来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正常情况的根源。
七千人大会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对困难形势的统一认识问题了吗？
没有。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解决。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未涉及八大的正确决议，而是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讲起的。在毛泽东眼里，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条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为目；总路线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症结。
这是一个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来，刘少奇怎样在毛泽东所设定的总路线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调整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刘少奇等人。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毛泽东出巡，刘少奇主政（1）
毛泽东出巡，刘少奇主政：“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对困难形势的估计要够，要透！”“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刘少奇力请陈云出山主持经济工作：“我支持你，支持到底！”
1962年2月21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从会议室的门缝里，不断飘散出一缕缕的烟雾。室内，正在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刘少奇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毛泽东、林彪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共16人。会议前后共进行了3天。由于地点是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又称“西楼会议”。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笔书写的一次会议，进一步地提出了调整的具体方针、政策。
“七千人大会”仅仅是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国民经济全力进行调整，扭转困难局势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怎么做？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决定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汇报中，首先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的年度报告。尽管这一报告已经对主要指标作了压缩，但仍存在着不少缺口。主要就是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为59。5亿元。如此一算，当年的财政支出将出现3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根据报告，自1958年起到1961年，4年的财政收入都有虚假成分，而且赤字已经早就存在：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为81。8亿元，1961年为10。9亿元。
如此多年的财政赤字，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原先没有设想到的。
可是，谁有这个胆量把这个实际情况如实地报告呢？
刘少奇有些火气：“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其他常委们都有些急：这个情况是没有预料到的。
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他吐露了心声：“那么多人开会，不敢讲，一讲就炸锅了！”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
陈云认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但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的认识不一致，要取得一致，就需要事实和时间。
困难形势是什么？陈云认为有5个方面：一是农业几年内的大减产；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与现有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是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五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前两点是最基本的。
那么，采取什么措施？陈云认为有6条措施：一是把10年（1963—1972）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刘少奇在陈云讲话时，非常赞成陈云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
在插话时，刘少奇有些激动：
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几天会议下来，常委们心中都有了一个数。
在会议上，刘少奇对陈云的讲话不仅仅赞同，而且要求陈云再到其他会议上讲，向党的高级干部说明一个情况，统一思想认识：目前的形势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势？
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陈云接受了刘少奇的这个建议。
2月26日，在李富春、李先念讲话后，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了自己在西楼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云讲话完毕时，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久旱逢甘霖哪！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实事求是的、切中时弊的报告了！
陈云讲话后，刘少奇就提出将他的讲话批转全国，让党内各级干部都了解到国家的困难形势。
3月18日，刘少奇下发了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对党内明显存在的对困难形势认识不足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警告。
就在陈云讲话的当天，刘少奇批阅了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报告反映了北京钢厂由于生产计划严重超过国家下达的指标，造成了连年亏损，几乎将国家投资全部赔光的情况。
刘少奇看到报告，觉得情况严重，他批示由彭真、刘仁阅处，措辞非常严厉：
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
会亡国吗？
这些情况的逐步暴露，刘少奇忧心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刘少奇想到了毛泽东称之曰“能”的陈云：他是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的经济工作。实际上，早在1957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1958年6月10日，又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还是由陈云任组长。在反“反冒进”、“大跃进”的过程中，陈云由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了发言权。现在，中央又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促动陈云再次出山的，是刘少奇；第一个明确表态表示全力支持陈云的，还是刘少奇。
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等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建议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各地学习讨论，并主持起草了批语。
13日，刘少奇在会议上说：有同志向我建议，由陈云担任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
李富春马上表态：“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我当助手。”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事后，刘少奇告诉了他这一情况，陈云推辞，要别人来当这个组长。
刘少奇力劝说：“大家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们都同意这次会议的决定。只是毛泽东在武汉，没有出席会议，还必须征求他对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意见。
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3月16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飞抵武汉，向毛泽东汇报12日、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定，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18日，回到北京的当天，刘少奇就向全国批转了陈云等人的讲话。
3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向在座的党内外人士如实地通报了中共中央对目前国民经济形势的认识。提出不久（实际上到1964年底才召开）将召开的三届人大的任务是：总结12年来，特别是最近4年（从1958年到现在）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
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民主党派人士张治中当即在会议上作了即席发言。
他说：我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负责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我过去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这不能不说，刘少奇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使民主党派人士的心服口服，也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渡过困难充满了信心。
刘少奇既然把治国“良将”陈云再次请出山，就要全力支持陈云的一些调整国民经济的设想，也要使他几年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传达到党内。他觉得，陈云的这些思想认识，对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从武汉回京后不久，刘少奇就找来邓力群，要他组织人编写陈云几年来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集子，印发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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