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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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声爆炸,沉入海底,装在它甲板上的卡车、坦克都飞上了天。潜艇一次又一次躲开了对它们的侦查,击沉更多的船只。那一天,“SC122 ”船队损失了七条船,“HX229 ”损失了十条;等到这支船队驶入外赫布里底海域,能看到苏格兰的海岸时,它们又损失了五艘船。从纽约开来的这些船中,五分之一被击沉。官方历史学家评论说,这“对于盟国的事业来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同样糟糕的是,却只有一艘潜艇被击毁。
5 月,北大西洋战役的转折点终于来到了。直到5 月,德国人一直占上风。他们能够读船队密码。他们有一种叫“梅托克斯”的装置,可通过雷达侦探出正在逼近的飞机,使潜艇能够下潜,避开攻击。而当时盟军的护卫舰和飞机还不像后来那样强大。但这时,德国的每一点优势都被抵消了。首先是有了更多的护卫舰和飞机保护船队。其次,英国人到5 月已经更换了已失密的船队密码。第三,有了H2S ,这是第一台采用一种叫做磁控管的新型电子管的十厘米雷达。它的有效范围极大,精度极高;而且它使用公制雷达这一点,就意味着“梅托克斯”发现不了它。最后,还有“超级机密”。图林的侦听机器在对付德国海军的通讯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效。此外,丘吉尔已下过指示说,只要消灭邓尼茨的潜艇舰队,即使“超级机密”有失密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所有英美指挥机关都接到通知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侦探出潜艇的位置,就要把它击沉。“超级机密”的枷锁被解除后,潜艇追踪室可用无线电通知飞机机长,潜艇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利用H2S ,甚至在夜间也能探出潜艇的位置,发起攻击。
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压倒一切的效果。五月份头二十一天中,邓尼茨损失了四十一艘潜艇,盟军的损失数字则下降到二十万吨。对邓尼茨来说,这也是他个人的一场悲剧,他失去了两个在潜艇部队服役的儿子。
6 月过去,到了7 月、8 月,盟军在北大西洋的胜利不限于战争命运的暂时转换这一点,已很明朗了:这三个月中,在除地中海以外的所有海域,德国人击沉的盟军船只不过五十八艘,共计三十二万三千吨,却为此而损失了七十二艘潜艇。邓尼茨立即开始了一番查询,发现其中五十八艘潜艇是由飞机击沉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人们对“哑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正像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所记载:“在检查过所有的疑点之后,他们断定没有叛国的证据,密码是可靠的。”“超级机密”在对德战争中又一次为战略上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不列颠战役的胜利,对在北非的胜利,以及现在对大西洋战役的胜利,都起了作用。
最终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依靠各个潜艇单独作战,而单个的潜艇是很少有进攻的机会的。结果,在盟军集结部队准备进攻欧洲大陆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死于敌人在北大西洋所采取的行动。此外,盟军在海上和空中的绝对优势,也直接使这次进攻在战术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德国人从挪威到西班牙边境,摆了一个潜艇屏障,提防盟军入侵舰队的逼近,这些潜艇驻扎在挪威和布雷顿及比斯开的港口,全副武装,加足燃料,随时准备在接到通告六小时之内,把从海上来的入侵及给养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德国潜艇人员却发现,在英吉利海峡和西部海道的狭窄浅海中,盟军的情报真是防不胜防。敌人似乎对他们的位置了如指掌,他们刚把潜望镜升出水面,就会受到进攻。
对赢得大西洋战役起了很大作用的英国海军部,从来不直接言明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归功于“某些有经验的人物的直觉与最现代的技术相结合”,虽然也谈到情报工作,但从来不提哪种情报。迟至1959年,邓尼茨发表回忆录时,还不相信他的密码被破译了。他以为他的潜艇所遇到的灾难,全是由于英国十分出色的雷达。事实上,雷达只起了部分作用。
在“霹雳之月”,以及在后来的战争中,“超级机密”的情报向盟军的战舰和飞机指明德国潜艇的方位,雷达探测出它们的确切位置,特别是在夜晚或雾天,当它们停在水面换空气的时候。新近发展起来的进攻和歼灭战术,以及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完成了剩下来的工作。盟军又一次控制了海洋,布鲁克提出的登陆日的先决条件之一实现了,希特勒自己也迫不得已地承认,德国的第一道防线被击垮。
第二节 他从来不让他的在手知道他的右手在干什么
到1943 年春,盟军所有的情报机构都十分活跃,这场巨大冲突的另一面——秘密战——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展现开来。诈骗战很快就在这场复杂的战争中处于支配地位;伦敦监督处着手制订了一系列复杂的战略。这些战略就其狡诈而言,在英国或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有先例的话,只有在公元前600 年到500年征服了楚国、齐国和晋国的孙子的兵法中才可能找到。当伦敦还是一片史前时期的沼泽地时,孙子就写下这部世界上最早的兵法书了。他对伦敦监督处及其有关机构后来的任务解释得十分确切:“上兵伐谋,其次伐兵。乱而取之,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利而诱之,亲而间之,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这时起,诈骗战的全部目的,便是使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计划感到“为难和沮丧”。“霸王”计划是盟军1944 年用于西北欧的战略意图,其主要目标是希特勒本人的头脑,因为他是德国最高统帅,同这个颇具才华的自信者作对的,是一批在血统、土地和钱财方面都堪称贵族精华的人,是他们统治着英国的情报机构。他们曾经创立并统治了一个世界帝国达二百多年;在运筹帷幄、以及采用特种手段方面,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人以极大的献身精神对待他们的任务,这也许是由于认识到如果他们失败,他们的阶级便不复存在这一点而产生出来的。他们摆出为英国孤注一掷的架势来到赌桌前,使出浑身解数,像法国大革命中的查特布连德在他的阶级面临覆灭的危险时所做的一样,保卫“死到临头的贵族所特有的那种对自由的强烈热爱”。
这时,诈骗战作为战略战争的一种武器,已经成功地通过了考验,但在比万的领导下,伦敦监督处在军事领导集团中更加重要了,到了可以左右英国其它情报机构的许多活动的程度。美国人承认英国人对欧洲、近东及印度洋等战场的战况有专门了解;而且在华盛顿、开罗、阿尔及尔、德里,最后如若他动用的话,他的权威也遍及全球。虽然在实际上,它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战场上干得不太好。像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超级机密”一样,伦敦监督处的人也常常得跟这位将军对英国的一切都感到厌恶的脾气顶牛,但在必要时,比万却有权指示华盛顿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让它按照伦敦监督处的调度行动。比万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有时,甚至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得遵照诈骗战的要求采取行动可发表声明。结果,斯托利门的人对待比万,就像英国人对刽子手的态度一样:好奇,甚至仰慕,但总是敬而远之。
那些斯托利门圈外的人,包括军队可令官,都把比万和伦敦监督处看作一伙聪明而神秘的人,对他们的确切任务和活动是不能刨根问底,甚至丘吉尔政府中最抗上的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人物有很难令其就范的内务大臣赫伯特·莫里逊,也感到还是听命为佳。工会、《每日镜报》和《纽约时报》这样“难对付的”舆论机构,甚至英国广播公司和教会都有同感。经常接触比万的人,事后总是感到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美国赴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约翰·迪恩将军回顾说:“比万上校确实是个高手,他从来不让他的左手知道他的右手要于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就连他自己的参谋人员,也不完全了解他在干什么”。
像卡纳里斯一样,比万也决心让历史充满神秘的疑团。多年以后,他在圣詹姆斯宫他那豪华而隐避的住所谈到他的作用时,还说:“我认为我不应当说我干过什么。我认为即使在战时干过这样的事,政府也应当承认”。
比万受到丘吉尔,并通过他,受到罗斯福的完全信赖,因为美国总统对诈骗战的高兴心情并不亚于英国首相。如果说丘吉尔在同比万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编造着深夜想象出来的壮丽的飞行计划方面花的时间,与他同其它办事机构花的时间一样多,那是无可怀疑的。伦敦监督处的一个军官回忆说:
“比方和丘吉尔互相启发,搬出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所有的老把戏,并加以润色,使之适应目前的任务”。比万的一附加物”是他的俱乐部,在英国,这种机构往往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秉性。据乔治·特里维廉说,这个布鲁克斯俱乐部是“伦敦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政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还以其成员中的赌棍和行为古怪的人物而著称,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曾经一个来月就输掉了十五万四千镑,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常常向他远在伍斯特郡的家挂电话,听他的狗叫,就是在布鲁克斯俱乐部的洒吧间里,在英国唯一遭到暗杀的首相斯潘塞·珀西瓦尔的肖像下,比万遭到了后来成为他在伦敦监督处的副手的温盖特的监视。在比万的部下中,只有温盖特完全了解这位“总管”的活动。
在比万和温盖特周围,有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他们当中有监督处的第一个成员、空军联队指挥官丹尼斯·惠特利,他是英国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和研究犯罪及妖术的学者。他的畅销书有《斯但布尔的太监》、《金色西班牙人》和《托比·贾格的幽灵》等。这些人中还有后来当了百万富翁的肥皂商、战时成为著名情报军官的哈罗德·皮特瓦尔;金融家兼船老板德里克·莫利和茶叶生意的俊杰詹姆斯·阿巴斯诺特。另外还有英国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爱德华·内维尔·德·科斯塔·安德拉德教授,他说他最爱好“搜集陈旧的科学书籍和没用的知识”。他凭空想出让盟军伞兵用小蛐蛐在黑暗中辨别敌友,他的专长就是利用科学花样欺骗敌人。
由这些人组成的核心与英美各高级联合司令部的主要军事、情报和政治中心都有联系。在新成立的进攻计划指挥部“科萨克”内,负责搞诈骗的是特别行动委员会,或日处,这是作战部门的一个处。英国实施监督处制订的战略的主要机构是英国情报局、反情报局和双十委员会,政治战执行处以及陆海空的情报机构。在美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伦敦监督处的特别运行委员会使用的主要机构是联合保安处,该处又掌握着战略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各情报机构和国务院。这样,伦敦监督处的组织结构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斯托利门扔出一块石头,就会引起一连串一圈比一圈大的水波——政治的、财政的、民政的、外交的、科学的、军事的一直到成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历史学家赫尔姆斯·格雷纳所说的“令人发昏的诈骗浪潮”。一旦必要,伦敦监督处还有办法在一个半钟头内,从丘吉尔的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