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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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为8。2　亿，到1974　年为8。8　亿。即使增长率降到每年1。5　％甚或1　％　，中国到2O　世纪80年代的人口仍将超过10　亿。
第07章　叛乱与复辟
中国旧的生活方式怎样崩溃，新的生活方式怎样建立，是现代外界知道得最少的事，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这在过去100　年间是以一系列阶段作为标志的，在每个阶段，某些旧的形式发生崩溃，新的形式出现。如果把那些大的变革时期当作单独一个革命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阶段：按传统方式进行反朝廷的叛乱并按传统形式被镇压下去的时期，以及汇合成革命的改良和西化时期。事实上，反叛、改良和革命是混杂进行的，而把革命过程分为若干阶段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以说明在过去100　年里中国社会的诸因素是怎样重新改造、怎样重新组织的。在这一切因素后面，有两类变革在发生作用：一类是周期性的，另一类是持久性的。
所谓周期性变革是指钟摆式的变动，例如从统一到分裂，再回到统一。这种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其表现的形式为朝代的兴起和衰落，并在许多朝代的末期出现由官吏的贪污激起的大叛乱，还有就是各地军阀互相内战，最后由另一个强有力的朝代创建人来重新统一全国。我们可以从清代的衰落和覆灭、随后的军阀时期（1916　一1928　年），以及相继而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权，来看出这一过程。
持久性的变革是指由于似乎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改变了中国生活的过程，如妇女的解放，由政党而不是由朝代来建立的新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的现象，以及新思想的传播。
这里让我们简单地回忆一下，在一个世纪前现代革命开始时，旧中国依然是含有两大阶层的社会：懂文识字的上层阶级和农民大众。士绅家族包含了当地大多数有科举功名的士人。他们中有些人的儿子成了读书文士，有些则成了官员。办理政府事务的官僚主要选自有文化的上层阶级，他们从经书里吸收来的儒家思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于是一个专制君主政府就这样在华夏文化所及的世界帝国里统治了多少个世纪。但是，它的基础是精耕细作制，而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并不参与政治和艺术方面较高生活的农民。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仍然分别受官僚专制主义、地主糯家伦理道德的支配。
革命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按传统方式从下层掀起叛乱，反抗当地权贵和外来的满清王朝。可是这次反叛的狂热的宗教领袖在思想意识上是反孔的，因而未能取得儒生的支持，反而使他们支持传统政权的复辟。19　世纪末改良运动的领导者是些文人，他们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谋求富国强兵。但这些改良派文人力求通过皇帝从上到下来实行变革，而没有想到要争取农民的支持。
共和革命运动是留学西方的人所领导、为新兴绅商和军人阶级所拥护的运动。1912　年满清帝国之转变为中华民国，标志着按传统方式改朝换代的终结，是摆脱君主制的永久性变革。但是，新民国的领导权落人地方士绅和新式军人手里。西方代议政治的思想并未牢牢扎根，农民仍未参与政治——中国陷人军阀统治。在此后的10　年里，充满着新爱国热忱的学生阶层成了政治上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们在“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提倡改良社会和文化。现代学生阶层几乎是第一次开始企图在政治上领导普通人民。从这个运动产生了20　世纪加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进行下面各节的历史概述之前，我们先在这里作一番简短的说明，目的在于指出一点：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是阶级结构以及经济和社会准则方面根本的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作为反叛雏形的白莲教
农业中国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对农村及其人力和粮食供应的控制。这些是作战力量的命脉，可用来推翻当朝的君主。因此，在国内发生叛乱时，就有彼此争雄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看哪一方面能够控制并利用农村的人力和粮食。各个朝代起初都依靠它们的职业部队的打击力量，例如清朝的八旗军，最后则依靠地方士绅来主动支持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叛乱者通常把他们的初期组织，建立成为秘密会社或宗教派别。
在与西方扩大接触以前，1796　一1804年白莲教来势迅猛的叛乱又体现了这一由来已久的方式。这个秘密教派起源于蒙古人统治的时期。它迎合贫苦农民的迷信，对他们作出许多保证，说菩萨即将降临人间，明朝将要光复，今世的灾难、疾病和个人的痛苦可以消除，并保证来世的幸福。在18　世纪后期，它从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传播到长江三峡以北及汉水上游。这片山区不宜农耕，只是新近在清廷官员的倡导下开放，供移民和垦种。进人这些山区的贫苦移民虽受官署鼓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行政管理。移民社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往往自行其是，不受法律管束。白莲教的狂热领袖们很快就在对他们的号召里增加了排满的种族主张。
叛乱始于1796年，先是反抗较小税吏的勒索。虽然驻防官军能够进人山区，陆续把每次的小股起事镇压下去，但新的叛乱继续蜂起，多得无法控制。当地民众本有团防组织，防御南面的土著居民，并备有武器和粮食。叛军能够进人易于防守的山寨，在官军到来之前从容据险负固。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上下贪污的纵容妨碍了官军的进兵。叛军无战略计划，始终只是些小股流寇，但官军缺乏军需、士气、鼓励和得力的领导。双方只是蹂厢百姓，彼此很少打仗。
只是在1799年嘉庆皇帝掌握了实权，支持得力的满族统帅整伤所部军纪以后，白莲教叛乱才平息下去。清军将领一面对叛军穷追猛打，一面控制了该地区的人力和粮源，终于按照旧的方式平了叛乱。菲利普？　库恩分析了他们所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在人烟稠密的农村地区，军事控制会经常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他们动员村民修筑几百个围寨，把当地的农民集中在里面。然后由新组成的地方团练来防守这些村寨。这时由于农村的严重破坏妨碍农民耕作谋生，这些团练比较易于招募。这样，老百姓就被置于官军的控制之下。同时他们训练团丁协助进剿，但以后发现，这些部队经适当训练后成了善战而危险的职业军人，后来必须尽力从他们手里缴回枪械。另外他们对胁从的叛乱分子采取了宽大政策，以争取他们投降；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防止难民继续参加叛军。依靠这种军事和行政双管齐下的办法，官军将领逐渐使叛军断绝了兵源和粮源。这种“坚壁清野”政策终于窒息了叛军力量，使它归于消亡。清室为这次平叛所耗的费用，大约等于五年的税收（2　亿两白银）。
这种格局使人联想到早先的多次起事，甚至同30　年代的日本侵略时期的华北、40　年代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印年代南越战争都有相似之处。然而，白莲教虽是清室将衰的征兆，却缺乏取得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士人来做它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在这方面，它只不过是揭开了19　世纪一次最大斗争的帷幕，那是中国的一次内战，所参加的人数之多，使我们美国的南北战争相形见细。
今天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51　一1864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这距离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时是一个人一辈子时间的大事。太平天国起义者主要是农民。尽管卡尔？　马克思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他们却从未听人说过《共产党宣言》　。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到太平军摧毁儒家思想的工作及其失败的原因，现代中国的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太平天国
出现这次大动乱的背景是人口压力，它使生产更无保障，使人民大众易受旱、涝、饥、疾之灾。这些灾祸又给摇摇欲坠的政府机构提出了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治水、救荒，更需要增加税收而征税却更加困难。这些重担再加上官员的营私，造成政府无能，丧失了人民的信任，1842　年皇帝无力制服英夷，动摇了朝廷的威信。1846一1848　年间在中国大量增加的人口中间到处出现了水灾和饥荒，终于从1850　年起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这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次起义会在最南方的几个省份开始。广州地区及其腹地同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关系最为悠久，不仅有西方商人在广州从事这种贸易，而且有中国商人与东南亚地区进行的贸易。由于中国商人和海盗默许外国人从印度进口鸦片，混乱随之发生。此外，这个地区是清朝最后征服的，因而恰恰就在这片受外贸搅乱影响最深的地区，清朝的军事控制力量比较薄弱。据小弗雷德里克？　韦克曼所作的分析，当地社会受大地主家族的控制，在这政府软弱无能的时代，他们的团练常常进行村与村或几个村子与几个村子之间的械斗。这种当地的械斗是由姓族之间的纠纷引起的，因为华南已经接纳了北方的几次移民，例如客家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较早去的汉族居民以及山地部族都不相同。最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外国的鸦片贸易对于产生反朝廷的秘密会社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贸易所经过的地区。这些秘密会社是称兄道弟的结盟组织，对那些不满政府挺而走险的社会下层提供了互助。按照传统的方式，三合会的各分支和衍生组织是领导叛乱的天然候选人，而在海外华侨和从事外贸的人员中间，三合会早已遍布各处。太平军没有同这些已有的叛乱组织联合起来，其直接原因在于太平军创建人洪秀全的个性。
这位失意的儒生怎样受神启示，并且成了半个中国的造反皇帝，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故事。洪在1814　年出身于一个客家家族。他三次去广州府应试落第。在有一次落第之后，他生了病，神志昏迷。他相信自己见到了一位可敬的圣人，这位圣人嘱咐他去战胜恶魔，拯救生灵。受这启示后，他从广州回家，仍当农村塾师，随身带一本基督教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　。说也奇怪，洪似乎是到六年之后即1843　年才第一次阅读此书和其中所引的圣经文句的。书里的教导同他梦中所受的启示正好符合，使他深信自己受了上帝的召唤。他成了一个到处宣讲的传道者，并在广西西江沿岸一带的村庄里收了信徒，这些跟从他的人不久就组成了“拜上帝会”。
其后他去广州访问了一位耶稣教传教士，在他家里住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增加了他的教义知识和坚定了他的使命感。他为他的信徒撰写赞歌和传道文章。他同他们一起行洗礼，捣毁当地寺庙里的偶像，并向上帝祷告。不久他就有了一两千受过洗礼的信徒，并开始在他传道时说些排满的话。在这越来越混乱的时代，他的左右助手已创立了一个武装组织，用以防御土匪，进行械斗，或反对当地士绅武装起来的团练。在这些似属偶然的因素结合之下，洪所领导的运动声势日壮。领袖们在1851　年给这一运动冠以朝代的称号——太平天国，从而举起了公开反叛的大旗。
叛乱发动后迅即扩大，领袖们就引兵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官军在湖南省长沙固守，但在其他地方都被击溃或作战略撤退。官军“打胜仗”（这是官军头目